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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芯片工程师：Intel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快科技10月4日消息，近日，AI芯片设计初创公司Tenstorrent宣布正在与多家公司合作开发下一代AI芯片，包括台积电、三星以及日本Rapidus，它们都将提供最新的2nm工艺节点。AMD和Apple的前任高管Jim Keller也表示，他会考虑与Intel合作，但认为Intel"还有很多工作要做"。Tenstorrent成立于2016年，Jim Keller于2020年加入担任首席技术官，并于2023年成为CEO，Keller是一位在AMD、苹果和特斯拉等公司有着丰富经验的知名芯片架构工程师，他曾是AMD K8微架构的首席架构师，并参与了Athlon和Apple A4/A5处理器的设计。Tenstorrent在芯片生产方面采取了与行业巨头英伟达不同的策略，更注重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目前Tenstorrent的芯片基于台积电6nm工艺，而即将推出的Quasar芯片设计则使用三星的4nm工艺，展望未来，Tenstorrent希望在下一代产品中采用2nm工艺。Tenstorrent过去也曾与GlobalFoundries合作，并表示不排除未来使用Intel的工艺，Kelle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Intel"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提供一个真正可靠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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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将选派两名航天员来华 接受一年的航天员培训 （原标题：巴媒：巴基斯坦将选派两名航天员来华训练，拟于2026年进入中国空间站） 据巴基斯坦Geo新闻网、《今日巴基斯坦报》当地时间10月3日报道，巴基斯坦本月将选派两名巴基斯坦公民来华，在中国接受为期一年的航天员培训。入选者完成系统性训练后，计划于2026年进入中国空间站执行为期一周的任务。 图为2月交换协议现场 Geo新闻网称，为筹备此次任务，巴基斯坦太空与高层大气研究委员会已向巴基斯坦全国征集科学实验提案。目前已有300项实验入围候选名单，有望纳入该计划。 今年2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巴基斯坦太空与高层大气研究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选拔巴方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执行联合飞行任务。在4月23日于上海举行的国际月球科研站开发者会议上，巴基斯坦太空与高层大气研究委员会副总干事阿姆贾德·阿里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巴基斯坦已经在国内启动了航天员的初步选拔工作，计划将先选出10余名候选人。阿姆贾德·阿里表示，这不仅将是中国空间站首次接纳外籍航天员，对于巴基斯坦而言，也将迎来首位航天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太空探索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巴签署航天合作协议，期待巴基斯坦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今年3月，对于中巴签署航天合作协议以及中国空间站将迎来巴基斯坦航天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着眼面向全人类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主动开放中国空间站合作机会。我们愿同巴方共同努力，推动双方航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使空间技术更好惠及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方也愿同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一道，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延伸阅读 美国驻华大使馆当众下“战书”，中美登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白玉京 近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社交平台上罕见地用中文发声，直言在特朗普任期内，要把美国人重新送上月球，赢下“第二次太空竞赛”；甚至声称“中国企图这次超越我们，但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这番火药味十足的话，无异于当众下了一封“战书”，让中美登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美方言论极其不负责任 图片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美国起步确实早一些，但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比如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犹如在六代机上犯下的大错。 中美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美国依赖SLS超重型火箭（“太空发射系统”）、“猎户座”载人飞船，再加上“星舰”改造的登月器，中间还需要多次在轨加注，链条冗长复杂。中国则用两发长征十号重型火箭分头把载人飞船和登月舱送入月球轨道，在轨对接后直接登月，路径简洁明了。起跑早晚未必决定胜负，真正决定成败的，是任务架构的复杂与简洁对比。 更关键的是，美国人谈登月，只盯着谁先把国旗插在月球上——说实话，这种理解过于表面。 载人登月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否把一次行动变成一种长期能力：从月球极地的科学探索，到水冰资源的利用；从生命支持系统的考验，到深空通信与重型火箭的检验。登月，不该是网红打卡式的到此一游，而要成为常态化的存在。 阿波罗计划实际上是围绕土星5号超重型火箭展开的 图片来源：NASA 登月架构对比 六十多年前，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开创了人类第一次载人登月。它的技术路径其实极为简洁：一枚土星5号火箭，将指令舱、服务舱和登月舱整套一次性送入地月转移轨道。3名宇航员中，2人乘登月舱下降到月面，1人留在月球轨道值守，任务结束后再会合返回。这种方案的好处是链路短，环节少，没有在轨加注，也不需要多箭配合，风险虽然集中但一目了然。它的缺点同样明显，完全依赖超大运力火箭，成本极高，重复执行的代价惊人，美国最终也只完成了6次登月就偃旗息鼓。 相比之下，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完成首次载人登月，选择的是一种“双箭合体”的方案。一枚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发射载人飞船“梦舟”，另一枚长征十号发射登月舱“揽月”，两者分别进入月球轨道后完成对接。宇航员由“梦舟”转入“揽月”，实施月面着陆和科学考察，完成任务后再返回并会合，最后由“梦舟”将航天员带回地球。优点在于不需要走美国的老路，建造性价比极低的中国版土星5号超重型火箭，而是由2发技术难度较低成本较低的长征十号分担任务，风险点可控。 美国新一轮的阿尔忒弥斯计划极为复杂。它的主体是SLS大火箭和猎户座飞船，用来把宇航员送到月球轨道。但猎户座并不能直接登月，还需要与另一套登月器对接。登月器由星舰改造而来，体量巨大，必须依靠多次在轨加注才能获得足够的燃料前往月球并返回。根据NASA和业界分析，至少需要4至6次加注，部分估算甚至认为可能接近10次。 换句话说，美国的流程是：1发SLS大火箭送人入轨，多次星舰在地球轨道接力加注，再把登月器推送到月球附近，与猎户座会合后才实施真正的登月。这条路线冗长繁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拖延，都会牵动整体。考虑到SLS火箭与猎户座飞船不断跳票，双双成为鸽神，工程节点能否保住很不好说。星舰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试飞刚刚成功，离验证接力加注还早。 如果把这三种载人登月方案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差异。阿波罗计划最直接，但成本高昂难以维持；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简洁清晰，符合当前国力与技术条件；阿尔忒弥斯计划最复杂，政治与商业力量交织，寄希望于仍未完全成熟的体系，一旦成功或许会开启新的可能，但不确定性极高。 阿波罗11号把美国国旗插在月球上，宇航员向美国国旗敬礼 图片来源：NASA 进度与风险分析 从时间表看，美国仍然是起跑较早的一方。2022年，SLS大火箭和猎户座飞船已经执行了阿尔忒弥斯1号无人绕月试飞，算是迈出了关键一步。接下来，美国计划在2026年实施阿尔忒弥斯2号，由4名宇航员绕月飞行；2027年前后再执行阿尔忒弥斯3号，让宇航员通过猎户座与星舰登月器对接后，首次重返月球表面。更远一步的阿尔忒弥斯4号、5号，则要依托“月球门户”轨道空间站，把登月与长期驻留结合起来。 但这套时间表正不断被现实拖慢。猎户座的防热盾在阿尔忒弥斯1号任务中出现烧蚀异常，NASA不得不重新设计并进行冗余测试。SLS大火箭本身造价过高，每次发射超过4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一次烧一条航母。至于星舰登月器，目前还没有一次完全成功的入轨与回收试飞，更遑论多次在轨加注与月球任务。可以说，美国的进度表写得很美，但每一个环节都存在不小的不确定性。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时间节点设定在2030年前，但进度稳健而明确。长征十号已完成7机并联地面试车，验证了重型火箭的动力核心。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版在2020年飞行成功，为梦舟定型型号积累技术，返回舱热防护和回收环节表现正常。揽月登月舱的起降验证也在推进，前不久刚完成了一次系留试验。整体而言，中国方案的研制路径清晰，任务链路也较为简洁，没有在轨加注等高风险环节。只要长征十号首飞成功，载人登月的技术闭环基本就能形成。 美国计划于2026年执行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是一次用于验证的绕月飞行 图片来源：x.com/InfographicTony 这样一对比就会发现，美国虽然抢先一步，但走的是一条极为复杂的路线，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整体推迟。中国虽然起步晚，但路径简洁、关键节点明确，工程延期的可能性反而较小。换句话说，美国靠的是“先进但冒险”，中国走的是“稳妥而可控”。最终谁能先登上月球，未必取决于谁先立项，而更可能取决于谁的方案更能抗住现实中的风险。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变量，就是成本与可持续性。阿波罗当年只维持了6次登月，美国财政就难以承受。如今阿尔忒弥斯的每次发射依旧昂贵，叠加复杂的政治因素，持续性堪忧。中国的“双箭合体”架构简洁成本较低，未来具备批量执行的可能性。一旦2030年前成功登月，就能在后续的科学探索和资源利用中迅速形成节奏。 因此，如果仅从谁先把旗子插上月球的角度看，中美差距并不大，中国完全可能凭借简洁的路线实现反超。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谁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可控的风险，把登月变成可持续的深空活动，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政治表演。 长征十号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不起飞的点火发射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结语 登月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中美之间的差别，也正在这里逐渐拉开。 美国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在是否要建“月球门户”轨道空间站的关键问题上，至今仍存在争论。NASA一方面强调门户是未来深空任务的关键节点，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预算和合作伙伴承诺不足的现实。很多构想停留在PPT里，短期内难以落地。 而中国的路线已经走得更扎实。按照现有规划，嫦娥七号将在月球南极着陆，执行资源勘察和科学实验；嫦娥八号则会带上更完善的设备，与七号实现联合，构成一个最初级的月球科研站雏形。这意味着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不仅实现首次载人登月，还会同步展开月球基地建设的前期验证。 换句话说，美国还在讨论是否需要月球门户，中国已经在实践如何建月球基地。这不是口号的差别，而是执行力的差别。真正的竞争，正在从“能否抵达”转向“能否驻留”。在这条路上，谁能率先把月球基地从概念变为现实，谁就将在未来几十年的深空探索中，占据无可替代的战略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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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任务团队获颁世界航天奖 “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是我们的梦想。通过航天科技的发展，愿我们携手共进，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在第76届国际宇航大会上说完获奖感言后，几乎坐满2500人的悉尼国际会议中心达令港大会堂内回荡起热烈掌声。 9月29日，国际宇航联合会主席克莱·莫里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第76届国际宇航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新华社 图在悉尼举办的第76届国际宇航大会于9月29日开幕。开幕式上，中国嫦娥六号任务团队获颁2025国际宇航联合会世界航天奖团体组奖项。胡浩与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关锋作为代表上台领奖。据了解，世界航天奖是国际宇航联合会设立的航天领域最高奖项，旨在表彰在全球航天科学、技术、工程管理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或团队。本次获奖是中国航天团队第三次问鼎该奖项，嫦娥四号团队以及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团队分别于2020年、2022年获奖。国际宇航联合会表示，中国嫦娥六号任务成功从月球背面带回样本，这在人类航天史上是第一次。这一开创性任务是科学探索的重要里程碑，也彰显了国际社会对更深空探索的雄心。香港大学空间研究实验室总监昆廷·帕克说，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信任、携手共进，才能在航天领域取得突破，否则将一事无成。嫦娥六号任务带回的月球背面样本成为此次国际宇航大会的热点。大会期间，与会航天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航天从业人员等纷纷来到中国展位，参观陈列在锥形透明容器里的月球样本。与月球背面样本一起陈设在展位上的还有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球样本。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现场工作人员热情向参观者们介绍，月球背面样本颜色要比正面样本浅一些，这让参观者们观察得更加仔细起来。关锋告诉新华社记者，过去带到海外展示的月球背面样本都是月壤，这次带来的则是月岩。他表示，“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类。此次带月球背面样本参展正是出于此想法，中国航天要向全球科学家们展示样本，也欢迎科学家们向中方申请对样本进行研究。胡浩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获得的世界航天奖分量较重，代表着国际航天界对嫦娥六号任务的重视。他说，月球背面样本能够让科学家们得以验证科学猜测，提升了各国同行对嫦娥六号任务的关注度和兴趣。同时，嫦娥六号探测器还搭载了4个国际载荷，展现出中国航天以开放姿态开展科学探索工作和研究。胡浩说：“中国航天经过几十年来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走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现在国际同行们对中国航天工程的发展更加重视。”国际宇航大会自1950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本届大会为期5天，于3日闭幕。大会由国际宇航联合会主办，来自全球的70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航天从业人员注册参会。来源：李晓渝/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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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上了国产大飞机”（从一线看高质量发展这五年）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开栏的话“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5年来，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成果丰硕，汇聚成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动力。本报今起开设“从一线看高质量发展这五年”栏目，探访经济社会发展一线，以微观视角看时代脉动，呈现“十四五”时期各地高质量发展成效经验，记录人民生产生活可喜变化，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开拓进取，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0月3日下午，伴随着轰鸣声，一架从山西太原起飞的国产大飞机C919稳稳降落在广东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这是南方航空机长马楠第321次执飞C919航班。去年9月19日，他完成了南航C919的首航。今年国庆、中秋假期，他共有3天、10个班次的飞行任务。“看，十足的科技范儿！”驾驶舱内，马楠兴奋又自豪。眼前，5块15.4英寸的显示屏上，飞行数据和导航、通信等信息一目了然，透过一体式设计的挡风玻璃往外看，视野开阔。大型客机，被誉为“现代制造业的一颗明珠”，承载着我国几代航空人的梦想。“力争早日让我们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话语饱含期许。从立项到腾飞，特别是“十四五”以来，C919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2021年，全球首单落地；2022年，获颁型号合格证，交付首家航空公司；2023年，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2024年国航、南航同时接收C919……它飞出的，是我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度。回想去年，马楠第一次走进C919驾驶舱，就被深深震撼：如此先进、如此现代。“那一刻，我在心底大喊：梦想成真了，我开上了国产大飞机！”马楠说。18年的飞行员生涯，马楠已驾驶一款国外大型客机超1.2万小时。他在笔记本中详细对比：“侧杆操纵、航电系统两者类似，但在自动化监视技术、功能集成度和驾驶舒适度上C919更优。”“C919的飞控系统控制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侧杆设计让操作更灵活，电传飞控响应精准，人机交互非常顺畅，不仅减轻飞行员的工作负荷，也极大提升安全裕度。”聊起飞行体验，马楠有说不完的话。“好飞机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机型走向成熟，需要在商业运行阶段持续优化提升。“作为飞行员，我们要用一线飞行经验助力C919这个大国重器越飞越安全、越舒适、越高效。”马楠介绍，每次飞行任务之后，飞行员们都会总结经验，及时反馈。入列一年来，C919在南航已累计飞行8500多小时、3800余架次，安全承运旅客近50万人次，目前南航已有C919飞行员103名。当天的飞行结束，马楠走出机舱，用手机定格了这一幕：霞光为C919的银翼镀上一层金辉，不远处，又一架C919缓缓驶向跑道，抬起机头、稳稳起飞。《 人民日报 》（ 2025年10月04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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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777X将再次推迟交付 波音或损失数十亿美元 美国媒体2日披露，波音公司将再次推迟交付波音777X型客机，可能因此损失数十亿美元。美国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首架波音777X型客机最新的预计交付时间从2026年推迟到2027年年初。波音777X的首批客户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阿联酋航空公司已更改了该机型入役时间表。 2023年6月19日，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布尔歇机场举行的巴黎航展上，一架波音777X飞机进行飞行表演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波音777X项目启动于2013年。该机型即使2026年实现交付，也比最初的预计迟了6年。波音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9月曾说，由于“大量工作”仍有待完成，波音777X的认证已落后于计划。他表示这一项目并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问题，当时也没有暗示交付时间会延迟。彭博社援引行业人士所作估算报道，波音可能因最新的推迟交付而损失10亿至40亿美元。另据法新社2日援引波音内部备忘录报道，8月初开始的波音军用机部门雇员罢工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波音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地区和伊利诺伊州的大约3200名军机组装工人8月4日开始罢工。波音内部备忘录写道，鉴于圣路易斯地区工厂工会领导层在过去数周的行动，罢工可能还将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因此，波音已决定启动第二阶段危机应对方案，包括雇用更多替代工人和确定更多可外包完成的工作。去年，因超过3万名民品部门雇员罢工，波音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工厂停工超过7周。来源：惠晓霜/新华社客户端延伸阅读美国首架第六代战机F-47由波音制造：将于2028年首飞据央视新闻9月24日消息，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阿尔文当地时间9月22日宣布，美国空军的首架第六代战机F-47目前正由波音公司制造，预计将于2028年首飞。22日当天，波音防务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美国空军最新六代战机项目F-47的相关视频，并附文称新一代技术将确保该款战机“主宰天空数十载”。不过，视频遭到群嘲，有网友表示“AI渲染做得不错”“永远在画饼，从未真落地”。 波音公司发布视频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据央视新闻此前消息，当地时间3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予美国波音公司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项目，也就是美国第六代战机项目的合同。据英国《卫报》报道，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F-47。特朗普称，F-47“运用最先进的隐形技术”，将是“有史以来最先进、性能最强、杀伤力最强的飞机”，可与无人机一起投入战斗。 美国空军的首架第六代战机F-47概念图据美国媒体报道，F-47将接替F-22成为美国空军第六代主力空中优势战斗机。预计整个项目总价值高达数千亿美元，单机造价超过3亿美元，仅工程和制造开发合同价值就超过200亿美元。截至当地时间9月23日美股收盘，波音报216.346美元，涨幅2.01%，最新市值1635.9亿美元。 波音股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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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客机C909深圳首飞，执飞国际新航线 微信公众号“深圳发布”消息，10月2日晚，国产客机C909首次亮相深圳机场，并于10月3日凌晨执飞刚刚开通的由印尼航司翎亚航空运营的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美娜多国际客运航线。 这是该机型在深圳机场的“首飞”，也是国产客机首次在深圳执行国际航线任务，对于推动国产客机国际化、品质化、网络化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开通的深圳⇋美娜多航线，每周3班，每周二、周四、周六21:10从美娜多起飞，次日凌晨01:00到达深圳；每周三、周五、周日凌晨02:00从深圳起飞，05:40抵达美娜多。 该航线开通后，旅客可从深圳机场乘坐飞机直达美娜多，享受全球最佳潜域的优质体验，游览布纳肯海洋国家公园、托莫洪火山口、蓝碧海峡等知名景点。 除了深圳⇋美娜多航线，深圳机场在10月2日还开通了深圳⇋越南岘港航线，深圳直飞东南亚的客运航点增加至22个，深圳机场4小时航程圈覆盖东南亚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增强。 据悉，C909飞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自2016年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共交付市场超过160架，用户覆盖中外10多家航司，累计运营700余条航线，运送旅客超2400万人次。 微信公众号“深圳发布” 此次执飞深圳-美娜多航线的印尼翎亚航空，是C909的首家海外用户，使用C909已超过两年，曾以空地运营时长15.88小时刷新了C909飞机单机日利用率纪录，其机队中已有5架C909。 此外，今年5月，国产大飞机C919开始定期执飞深圳⇋上海虹桥航线。随着深圳⇋美娜多航线的开通，广大旅客在国内航线和国际航线上，都能“解锁”乘坐国产客机从深圳机场起降的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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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如何在植物根系“安家”？中外科学家绘制“定居地图”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获悉，该中心植物高效碳汇重点实验室周峰团队与瑞士洛桑大学合作，首次精准揭示了植物根系如何引导微生物在根系表面“安家”的奥秘，绘制出根系微生物的“定居地图”。该研究成果10月3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 研究团队以植物幼苗根系为研究模型，结合荧光标记的活体微生物和高分辨率显微成像技术，发现微生物在根系的“定居”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呈现有规律的空间分布。这种“定居”格局与根系内部的一道特殊屏障——凯氏带的完整性密切相关。凯氏带就像一道“智能闸门”，通过稳定根系内部的营养物质，防止随意泄漏，从而维持根际微生物群的健康平衡。如果该屏障出现“缺口”，会造成根系内部的营养物质向外泄漏，且屏障“缺口”越大，微生物定植的就越多。随后研究人员发现，泄漏物质的主要成分是氨基酸，尤其是一种叫谷氨酰胺的氨基酸泄漏量最多。 微生物对有益营养物质表现出很强的趋向性。研究发现，谷氨酰胺泄露影响了微生物的“趋化”“定居”等行为活动。侧根是根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侧根从主根长出时，会造成凯氏带屏障出现“缺口”，导致谷氨酰胺局部泄漏。这如同根系定点发出的“信号弹”，吸引微生物聚集于此。倘若微生物丧失感知氨基酸的“嗅觉”能力，则会“迷路”，无法准确找到“定居点”。根据这些“定居点”位置，研究人员便准确绘制出根系微生物的“定居地图”。该研究不仅首次从微观层面揭示了植物调控微生物空间分布的精密机制，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未来或可通过设计氨基酸类微生物肥料，精准引导有益菌群定植，提高作物养分吸收效率和抗逆能力，为绿色农业和土壤碳汇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总台央视记者 帅俊全 褚尔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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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777X 被曝推迟至 2027 年交付，预计将带来最高40亿美元损失 IT之家 10 月 3 日消息，彭博社今日报道称，波音 777X 客机的交付时间再度延后至 2027 年，预计将带来 25~40 亿美元（IT之家注：现汇率约合 178.07 ~ 284.91 亿元人民币）的计提。作为该机型首家客户，德国汉莎航空已在机队规划中排除 2027 年前交付的安排，而最大客户阿联酋航空也在更加谨慎地评估服役时间。 分析人士预计，波音此次延迟将造成巨额非现金会计冲击。波音高管近期已与主要投资者会面，准备传达“影响将分摊到整个项目”的信息。波音将在 10 月 29 日公布财报时披露更多细节。对此，波音发言人以财报前“静默期”为由拒绝置评。彭博社表示，该机型在 2013 年启动项目时预期 2020 年交付，而现在已至少推迟六年，并带来超 110 亿美元的额外成本。对波音公司而言，在与空客集团争夺利润丰厚的远程航线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和财务意义。波音 CEO 凯利・奥特伯格上个月曾在摩根士丹利会议上承认，认证工作“落后于进度”，原因是“工作量巨大”，并非飞机或发动机存在新的技术问题。他强调：“即使 777 项目的小幅延迟，也会带来重大的财务影响，因为我们处于提前确认亏损的状态。”该项目目前处于“远期亏损”状态，这意味着波音公司无法通过其制造和销售的前 500 架飞机收回开发成本。该公司必须立即将任何额外的异常成本和超支计入收益。分析人士认为，波音往往通过投资者会议提前释放负面消息，以设定季度财报预期。奥特伯格的表态意味着潜在损失不容小觑。若交付再次推迟，原定 2020 年投入商业运营的 777X 将继续延后，压缩波音恢复现金流的空间。多位分析师预测本次冲击规模不同。Jefferies 的谢拉・卡哈亚奥卢估算，波音可能因延迟交付 18 架飞机以及额外客户补偿而计提 40 亿美元费用。RBC Capital Markets 的 Ken Herbert 则预计该机型要到 2027 年下半年才能服役，相关费用约为 25 亿美元。目前，波音正在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合作进行载有测试飞行员和检查员的认证飞行。阿联酋航空、国泰航空和卡塔尔航空均在等待这一 747 继任机型的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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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隐秘的地下互动”，中瑞科学家绘制根系微生物“定居地图” 这是科学家一直努力想要破解的“地下谜题”。从“根深叶茂”到“本固枝荣”，道出了根系是植物的“基石”和“大脑”。然而，由于身处黑暗土壤中，根系与微生物“隐秘的互动”，长期以来难以直接观测。10月3日凌晨，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周峰团队，联合瑞士洛桑大学科研人员，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发表封面论文，首次精准揭示根系如何引导微生物在其表面“安家”，绘制出一幅“定居地图”，在微观尺度破译了根系与微生物互动的“分子密码”。【根系定点发出“信号弹”】2018年春天，周峰用固体培养基做了一个实验，来观察微生物吸附在根系上的特征。但由于细菌在固体培养基无法很快移动，当时他突发奇想——能否换成液体培养基？后来，在液体培养基下，他观察到细菌可以快速向根系聚集，且表现出空间分布差异。 周峰在介绍科学发现过程。黄海华 摄一直以来，有关植物根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水平。研究团队结合荧光标记和高分辨率显微成像技术发现，微生物在根系表面的“定居”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呈现有规律的空间分布。这种格局与根系内部的一道特殊屏障——凯氏带密切相关。“凯氏带就像一个有保护作用的水桶型栅栏，可以阻止根系内外物质的运输。”周峰告诉解放日报记者，当侧根从主根生长出时，凯氏带屏障会出现“缺口”，导致根系内部营养物质向外泄漏。“一开始我们猜测泄露的营养物质是糖，因为微生物特别喜欢糖。但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是氨基酸，而且其中80%都是谷氨酰胺。”周峰说。这如同根系定点发出的“信号弹”。微生物能感知环境中的营养物质，并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移动。当微生物识别到这些信号后，会自发趋向于此，引导它们在根系表面形成有规律的“聚居区”。倘若微生物自身丧失感知氨基酸的能力，则容易“迷失方向”，无法准确找到“定居点”。因此，根据这些“聚居区”位置，研究人员准确绘制出根系微生物的“定居地图”。【为微生物肥料提供新靶点】微生物“定居”得越多，根系是否越健康？土壤中微生物种类繁多，既包括有益微生物，也存在少量病原微生物。研究显示，有益微生物即使大量“定居”，也不会损害根系，还能显著促进根系生长发育和养分吸收。然而，若是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则会严重危害根系及植株的健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万建民认为，该研究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未来或可通过设计氨基酸类微生物肥料，精准引导有益菌群吸附在根系，显著提高作物养分吸收效率和抗逆能力。尤为重要的是，该策略对增强土壤碳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益于微生物优化根系生长，为土壤有机碳库提供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微生物代谢活动有效减缓有机碳分解，延长了碳在土壤中的滞留时间，实现土壤碳的固存与循环平衡。 周峰（后排左三）研究团队。【“非常偶然”的封面图片】论文通讯作者周峰刚过不惑之年，博士期间的研究曾荣获2014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最近又获得2025年度“本源公益-青年PI助研金”生命科学奖，是该奖项在植物学领域的首位获奖者。谈及此次《科学》封面论文的由来，他表示“非常偶然”。 此次研究成为《科学》封面论文。“起初，我对这张图片并不是非常满意。5年来我们至少拍摄了几千张图片，而在这张图片中，刚伸出的侧根看上去黑咕隆咚的，细胞轮廓不太清晰。但我回家问两个孩子的建议时，上幼儿园的女儿说这像是膝盖发炎了，上小学的儿子说像是黑洞在吞噬周围光线，这给了我很大触动，原来每个人看这张图片的感觉如此不一样。”周峰说。他们当时拿这张图片去投封面论文时，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没想到《科学》杂志的编辑们觉得这张图片非常有视觉冲击力，最终把它作为了封面图片。“如今，我再看这张图片，发现确实挺漂亮的。”原标题：《揭开“隐秘的地下互动”，中瑞科学家绘制根系微生物“定居地图”》图片来源：除署名图片，其余由受访者提供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黄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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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科学泰斗点赞，上海这家研究所为何是“世界一流” 在这里，论文并不作为研究组长考核指标，就算在国际三大权威学术期刊发表，也没有额外奖励。对于研究生，同样没有发论文的硬性要求，只要在科学探寻中练就足够实力，即可顺利毕业。当深耕基础研究、挑战科学前沿成为这里的文化，“不唯”的论文反而水到渠成——今年以来已在国际三大权威学术期刊发表10篇高水平论文。在这里，海外经历和人才“帽子”并非入职时的“加分项”。是否有探索重大科学问题的决心和潜力，往往更被看重。美国科学院院士艾利特·迈耶诺维茨日前到访上海，他不仅是将拟南芥这一“模式生物”引入植物学界的先驱，还获得过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沃尔夫农业奖和引文桂冠奖。他高度赞赏这里是“世界一流研究所”。这里正是地处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不按常理“出牌”，是什么造就了“世界一流”？【微环境】尽管辛秀芳研究员入职时是最年轻的研究组长，但中心对她的启动经费支持突破了“天花板”。作为一个刚起步的研究组，不可能立即出成果，因此很难申请到项目。“如果经费不足，有些实验想做也做不了。幸亏有了这笔稳定的科研经费，我才能心无旁骛。”对此，辛秀芳特别感慨。45岁以下青年科学家最富创造力。中心对于青年科学家的支持不仅在启动经费上可谓“大手笔”，在招收研究生时也予以倾斜。凌祺桦研究员入职前中心就为他配了一个助手，从购买设备到招募学生，他都没有怎么操心，回国第一天就无缝衔接开展工作。“刚入职时，我发现自己实验室的面积和院士的也差不多。”如今担任中心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主任的张余研究员说，今年起给每位青年研究组长配备了成长导师，在其独立做科研的关键起步阶段，帮助把握科学方向、申请国家项目和解决实验室管理问题等。从1885年菌根共生被发现，“糖”被认为是植物提供给共生真菌的主要碳源，还写进了教科书。但王二涛研究员在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就发现，“糖”理论无法解释菌根共生营养交换的现象。他对此提出质疑，并大胆假设了另一种可能。然而，这一假设当时却未获得同行认可。直到在中心组建了自己的研究组，他依然没有放弃这一想法。“我们鼓励自由探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心主任韩斌说，基础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而兴趣是最大的内驱力，因此要呵护这样的自由探索。能否把酿酒酵母的16条染色体人工合并为1条？早些年，当覃重军研究员提出这一“疯狂”想法时，他甚至从未发表过关于酿酒酵母的文章，在这个领域几乎是一个外行。即便如此，这一课题也没受到任何阻挠。每当科研经费告急，都是中心助他渡过难关。最终，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建仅含单条染色体的酿酒酵母，并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同样地，王二涛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揭示，“脂肪酸”才是植物传递给共生真菌的主要碳源，而这正是他当年不被看好的科学假设。 王二涛在实验室工作。植物生长本身有一个周期，如果要求每年发表论文，不利于重大成果产出。因此从2009年起，中心对研究组长每五年开展一次评估，而且其中80%参考国际同行专家意见。“5年一次长周期评估，我不用着急发‘短平快’论文，而能静下心来进行系统研究和探索。”王二涛说。经常记不住人脸的何祖华院士，总是远远就看出水稻得了什么病。中心始终鼓励潜心研究，多年来他一直和水稻的“癌症”稻瘟病较劲。2006年成功克隆第一个广谱抗稻瘟病基因，久久为功探索和验证其功能机制，于2017年和2022年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发表研究成果，实现了该领域的关键突破。至今，该成果育成的抗病新品种已推广种植超过6000万余亩，实现了稻瘟病的高效绿色防治。微环境，在植物学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其范围虽小但具有独特的物理和生物条件，植物实际响应和适应的正是其所在的微环境。 何祖华在观察水稻。不要求定期展示阶段性成果，而相信科学家为取得突破性发现会持续努力。在中心宽松自由的“微环境”下，科学家们没有懈怠，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争相挑战科学前沿重大问题。特别是青年科学家在这个平台成长得很快，平均五六年就做出令人瞩目的工作。【生长点】生长点，是植物学的另一个概念，即细胞分裂最旺盛的分生组织。中心想要打造的正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分子植物学科“生长点”，这就意味着要始终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创造教科书上没有的新知识。十年来，中心每年都会举办战略研讨会，不允许带电脑，所有研究组长轮流发言，主题只有一个：探讨和聚焦植物学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韩斌在中心战略研讨会上发言。一说到“双碳”容易想到减排，这固然重要但对经济会产生一定影响。而另一条环保路径在国际上也已达成共识——提高植物碳汇（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能力。中心“十四五”期间就布局了这一前沿方向，与国外最早的科研团队几乎同时起步，其中就有诺奖得主詹妮弗·杜德纳团队。“中国的植物科学整体实力已居世界第一梯队，我们能否提供植物高效碳汇的‘中国方案’？”中心副主任、植物高效碳汇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主任王佳伟说。如果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不仅可以提高植物固定二氧化碳的能力，还能提高农作物产量。叶绿体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但人们对转录叶绿体基因的“蛋白质机器”构造一直不清楚，这是科学界公认的一道世界性难题。去年，张余团队与合作者解析了这一结构，未来的挑战是如何改造叶绿体。道阻且长，但张余表示会坚定地走下去。除了光合作用，植物碳汇还有一个重要载体——土壤。由于身处黑暗土壤中，根系与微生物“隐秘的互动”，长期以来难以直接观测。周峰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首次揭示根系如何引导微生物在其表面“安家”，并绘制出一幅“定居地图”，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增强土壤碳汇具有重要意义。早在1888年，科学家发现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共生，可将空气中丰富的氮元素转化成所需营养。但如何实现玉米、水稻等非豆科植物固氮，这道难题一直难以破解。比尔·盖茨对此亦非常关注并资助了国外项目。王二涛团队也一直致力于攻克这道科学难题。基于其前期的工作，育种家培育了菌根共生效率高的水稻。万亩水稻试验表明，即使减少25%-50%的化肥，产量并没有降低。如今，王二涛已是该领域当仁不让的领军者。一直以来，水稻的产量和抗逆性是一对矛盾。林鸿宣院士团队与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新概念——当水稻的赤霉素调控到合适中等水平，可同时提高碱-热抗性和产量。 含中等浓度活性赤霉素的水稻（右）耐碱性较强。当今“大科学”时代下，从粒子物理到引力波的新发现都来自团队合作。“没有合作难以做出‘大科学’，合作体现一个大国的科学实力。”韩斌说。在中心“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学科布局下，既鼓励自由探索，也促进各种形式的合作。张余从博士后起就一直琢磨解析第四个植物RNA聚合酶结构，但由于其含量极低，一直难以被分离提纯。转机发生在食堂里与王佳伟的一次对话，不同方向的碰撞迸发出了创新火花。他们携手和浙江大学团队合作，最终解析了第四块“拼图”。 张余（左）和王佳伟在讨论。辅酶Q10是最受欢迎的膳食补充剂之一。陈晓亚院士团队与上海辰山科学研究中心等合作，充分利用辰山植物园丰富的植物资源，对134种不同科属的植物样品系统分析和研究，成功创制出能够合成辅酶Q10的水稻新种质。科学合作亦没有国界。首次绘制根系微生物“定居地图”，是中国与瑞士科学家联合攻关的成果，双方保持了长达5年的密切合作。“单靠一方无法实现的科研条件，使我们不仅能扎实攻关，更敢于尝试变革性的新方法。”瑞士洛桑大学尼克·盖尔德纳教授说。“尽管处于国际上第一方阵，但我们现在距离大师云集还是有不小的差距。”韩斌说。生长点只有通过持续的细胞分裂，才能造就植物生长。基础研究的每一次突破，都在重塑学科边界。在他们看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分子植物学科“生长点”，唯勇闯“无人区”，唯创新不止。原标题：《获科学泰斗点赞，上海这家研究所为何是“世界一流”|科创观察员》图片来源：受访单位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黄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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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科学家携手破解“地下谜题”：神奇！原来微生物会被TA吸引“定居” 众所周知，根系是植物的“基石”和“大脑”。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根深叶茂”“本固枝荣”等成语，点出了根系的重要性。健康的根系直接决定农作物的产量与抗性，并对土壤碳汇功能有重要影响。科研人员愈发认识到，根际微生物是地球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离子组、代谢组、宏基因组等当下根系与微生物互作的研究方法都存在局限。北京时间今天（10月3日）凌晨，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高效碳汇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周峰团队，联合瑞士洛桑大学的科研人员，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封面论文，首次精准揭示了植物根系如何引导微生物在其表面“安家”的奥秘，绘制出根系微生物的“定居地图”，破译了控制根系与微生物互动的“分子密码”。 文章封面图研究团队以植物幼苗根系为研究模型，结合荧光标记的活体微生物和高分辨率显微成像技术，发现微生物在根系表面的“定居”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呈现有规律的空间分布。这种“定居”格局与根系内部的一道特殊屏障——凯氏带的完整性密切相关。从科研人员展示的图片来看，凯氏带是类似长方形的连片、带状结构。“当凯氏带结构出现‘缺口’时，会造成根系内部的营养物质向外泄漏。”周峰研究员告诉新民晚报记者，“从这些‘缺口’中泄漏出的主要营养物质是氨基酸，尤其是一种叫谷氨酰胺的氨基酸分子泄漏量最多。”微生物能感知环境中的营养物质，并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移动——这种现象被称作微生物的“趋化作用”。在此项研究中，根部泄漏的谷氨酰胺对微生物具有明显的趋化性，能够显著调控微生物的趋化、繁殖等行为活动。“我们原本认为，会不会微生物和人一样，因为甜食——糖，而产生趋化作用，可后来通过质谱检测方法才发现，是谷氨酰胺驱使微生物向其移动。”周峰补充说，“根系内部的维管组织中有常见的20种氨基酸，可只有含量最大的谷氨酰胺才能吸引微生物，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神奇。”研究还发现，侧根是根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侧根从主根生长出时，造成凯氏带屏障出现“缺口”，导致谷氨酰胺局部泄漏，这如同根系定点发出的“信号弹”。当微生物识别到这些信号后，会自发地趋向于此，引导它们在根系表面形成有规律的“聚居区”。倘若微生物自身丧失感知氨基酸的能力，则容易“迷失方向”，无法准确找到“定居点”。因此，根据这些“聚居区”位置，研究人员便准确绘制出根系微生物的“定居地图”。土壤中微生物种类繁多，既包括有益微生物，也存在少量病原微生物。是否微生物“定居”得越多，根系就越健康呢？研究显示，有益微生物即使大量“定居”，也不会损害根系，且在局部形成高密度定植时，能够显著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和养分吸收。然而，若是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则会严重危害根系及植株的整体健康。这一现象突显了凯氏带作为一道“双向守门员”的关键作用：通过稳定根系内部的营养物质，防止随意泄漏，从而维持根际微生物群的健康平衡。 根系局部释放的谷氨酰胺调控根系微生物的空间定植模式“研究揭示了凯氏带屏障在调节微生物定植、菌群结构组成和促进根系生长的重要功能；首次在微观水平阐明了植物营养驱动根际微生物空间定植的信号识别机制。”周峰表示。未来，科研人员有望通过设计氨基酸类微生物肥料，精准引导有益菌群定植，显著提高作物养分吸收效率和抗逆能力。同时，研究也为发展“固碳增汇”型绿色农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途径，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转型。 周峰特别强调，上海的研究团队与瑞士的科研团队保持了长达五年的高效、且密切的合作，这样的“强强联合”是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刊封面的必要条件。原标题：《中瑞科学家携手破解“地下谜题”：神奇！原来微生物会被TA吸引“定居”》栏目编辑：左妍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来源：作者：新民晚报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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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一线谱新篇｜“非典型”科学家钱小石：科研工作者是和老天爷较劲的人 【编者按】国庆连着中秋，在这个超长假期，总有人选择不休假。之于他们，放假不等于休假，他们的假日，经常是忙碌而非休息。 因为他们，是行走在科研前沿的人。选择“攀登”，争分夺秒就是常态；潜心“深耕”，只要实验还在进行，实验室“不打烊”、人更不能离岗……文汇报今起推出“深耕一线谱新篇”系列报道，记录沪上高校这些奋战在科研一线的青年科学家的身影和他们非同寻常的假日生活。对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钱小石来说，这个超长假期和往常的周末并没什么区别，他和团队成员们仍然驻守在学校的实验室。 利用电卡效应制冷，钱小石团队在基础原理、材料制备方面都已实现突破，该团队也因此在2024年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中斩获卓越奖。令人期待的是，他的成果将使人们日常的制冷模式发生颠覆性变化。钱小石可说是一位“非典型”科学家，2018年他入职上海交大时，只有产业界的创业经历，并没有亮眼的论文成果。入职学校前三年，他没发表过任何一篇研究论文，直到第四年，他的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成果直接登上国际顶刊《自然》。随后，他陆续在《自然》《科学》等顶刊上发表了5篇论文。“对我来说，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论文发表，而是我的成果能够真正影响到产业，我培养的学生也能真正跨界，既能做跨学科研究，也能开公司创业。”钱小石说。 追着“真问题”走：放弃申请教职加入创业公司在钱小石的办公桌上，有一张暗色的、薄薄的“塑料纸片”，这就是可以利用电卡效应来实现制冷的一种薄膜设备。这种制冷设备，小到可集成在芯片上，大到可装备在墙壁、窗户玻璃夹层中实现制冷。在相同制冷功率的情况下，其重量是传统空调的八十分之一，且无需压缩机。这一神奇功效，正是源于科学家利用凝聚态物理学领域的电卡效应制备的材料，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固体材料通电后压缩相变吸收热量实现制冷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高分子中的电卡效应，是2008年由华人科学家章启明发现的。制冷技术堪称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之一，但传统制冷是利用氟利昂气液相变带来吸热放热效应。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目前约10%的电力用于制冷，间接产生近一千兆吨二氧化碳。2019年，建筑供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4.3千兆吨。欧洲已明确，2035年将禁止PFAS（注：氟材料，氟利昂是其中一种）的生产使用。另一方面，氟利昂制冷用到的压缩机需要高压容器，很难小型化。“电卡效应刚被发现时，学术界和产业界都很兴奋，但要推动这一科研发现真正在产业界落地，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钱小石于2010年成为章启明的博士，其后他一直跟随导师，尝试解决电卡效应在现实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也正是这段经历，让钱小石对科研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每当我们的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我的导师极少跟我们讨论论文要投哪里。”但每当新发现诞生后，大家都会琢磨，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攻关、推进后端的应用。受导师影响，钱小石在博士毕业后并没有申请大学教职，而是在导师的支持下、围绕自己的博士课题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大约2016年，我们围绕电卡材料和制冷系统的产业化，做了不少前沿的工作。我们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但在专业领域内，我们的研究比欧美学术界领先了五六年，学术界直到2023年才达到我们当时的水平。”“沉默”三年后爆发：连续发表数篇顶刊论文从产业界回到学术圈时，钱小石的学术简历并不亮眼，也达不到很多高校的招聘要求。他坦言，“虽然我本人不在意是否发论文，但不得不说，若能带着一些‘光环’回国，相比我当时回国的状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幸运的是，上海交大给了我足够的发展空间。”2018年，钱小石入职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学校为他匹配了科研启动经费，“一共400万元，和美国的一些名校差不多，且我心理上也做好了非升即走的准备”。 钱小石（右一）和学生在一起，学生展示的是电卡陶瓷，这是登上《自然》杂志的成果。 此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完善电卡效应落地的研究中。“沉默”三年，到2021年他的研究有了突破，将电卡制冷循环寿命从百余次提升至超过百万次，很快，论文发表在《自然》上。这也是他回国后主导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说实话，发表论文很重要，但它不该是追求的第一目标。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的精力有限，在针对领域内一两个重大难点开展工作之外，可能没有时间去写很多论文。不过，即便达不到学校的要求、面临非升即走的话，我也可以再离职创业。”钱小石坦言，之所以自己的心态不错，正是因为产业界的经历使他知道，人生并非只有一种选择。不过，在推动电卡效应进入实际应用中时，他坚定地认为，有大量基础研究是绕不开的，比如围绕良率、材料寿命等工程要素开展的基础研究工作。这些规律的发现，往往需要积累3-5年。也正是在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钱小石团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物理、化学效应，随后连续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当我们专注于解决工程问题，试图找到背后的科学规律时，哪怕只是管中窥豹，这时候总结规律而写成的论文，也就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了。”培养能“跨界”的学生：干得了科研，开得了公司虽然钱小石的成果科研应用在各个不同领域，离产业化仅一步之遥，但他表示，目前并没有亲自去推动成果转化的打算，因为“我是大学教师，相对于科研，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培养人，我要花大量的时间投入教学、指导学生。”钱小石更希望的是，他能培养出真正有能力跨界的学生。 钱小石（左一）和学生一起展示高分子电卡薄膜，这也是登上《自然》的成果之一。 不论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真正的创新很大程度上需要“跨界”，钱小石在研究电卡效应时，不仅要解决物理问题，还要解决化学问题、材料问题、工程问题，还要和潜在投资人交流。“现实中，没有哪个问题是只对应着某个学科，且新型技术的研发没有前人的成果可借鉴，不得不逼自己跨界创新。希望我培养的学生和我一样，打破学科边界的束缚，在各个行业里都能够摸爬滚打，这样他们做什么事都不会怵，干得了科研，开得了公司”。在钱小石看来，培养跨界创新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也是国家未来发展之亟需。“现在我们要解决的‘卡脖子’问题，它们当然很难，但因为知道有人做出来过，所以还是‘心里有底’的。当有一天，没有人可以对我们‘卡脖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这将对人的眼界、勇气、坚韧、耐心都带来很大考验，这也许是我们的下一代人会面对的局面。”也正因此，钱小石常对学生们说，“科研工作者是和老天爷较劲的人。老天爷把很多科学规律都藏了起来，而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些科学规律、找到未来发展方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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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登上《科学》封面！这位上海青科没缺过钱，靠的是什么？ 回国仅5年，成果登上国际学术顶刊《科学》的封面，遇到的最大挑战只是第一作者的排名先后？这番话，说来有些“凡尔赛”，却是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年轻研究员周峰的真实经历。10月3日凌晨，世界首份根系微生物“定居地图”登上国际学术顶刊《科学》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这是周峰团队与瑞士洛桑大学尼科·盖尔德纳教授团队，历时5年合作完成的，它首次精准揭示了植物根系如何引导微生物在其表面“安家”的奥秘，还破译了控制根系和微生物互动的“分子密码”。 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植物卓越中心主任韩斌称这篇论文是“中瑞两国强强联手，科研合作的典范”。这篇论文还是该中心今年第十篇登上CNS（《自然》《科学》《细胞》）的成果。这背后是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在科研上的前瞻布局，科研文化上的开放包容，以及持之以恒的耐心投入。 绘制“定居地图”，破译“地下朋友圈”2018年春天，实验室窗外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的美景，忽然在周峰的眼中变得黯淡。因为在显微镜下，他发现了更有吸引力的一幕——用液体培养基替代固体培养基后，加入培养皿中的微生物，竟朝着植物根系的方向肉眼可见地迅速移动。这个现象本与周峰当时在瑞士洛桑大学的博士后课题无关，却令他念念不忘。“根系对植物而言，是基石，更是大脑。”周峰总觉得，微生物对植物根系的趋之若鹜背后，必定隐藏着一些生命进化的智慧。待到2020年回国，周峰来到上海建立独立研究组后，就着手探索其中的奥秘。原来，微生物在植物根系表面的“定居”并非杂乱无章，这些区域是植物主动“开放”的——在生长出侧根的地方，原本保护植物营养不外泄的“凯氏带”会断开，漏出一种名为“谷氨酰胺”的氨基酸。“氨基酸是可以直接被微生物利用的，难怪它们都争先恐后来觅食。”周峰介绍，他们通过实验分析发现，植物对益生菌前来“定居”表现出多多益善的宽容，但要遇到致病微生物来，凯氏带就会“栓上闸门”，控制营养物质的外泄，致病微生物会发现竞争不过益生菌，“这就是植物的智慧，巧妙维持根际微生物群的健康平衡”。不过，根系顶端的细胞分裂旺盛，会有更多的营养物质外泄，被吸引来的微生物群也更为复杂。周峰说，此次成果只是迈出了研究的第一步，未来他们还将不断完善这份微生物在植物根系上的“定居地图”，揭开这个存在于土壤之中的“地下朋友圈”的更多奥秘。 根系局部释放的谷氨酰胺调控根系微生物的空间定植模式 5年“不缺钱”科研，锚定“植物高效碳汇”拍摄3000多张实验图片、50多个视频，统计样本超过1500个，论文附了32个实验图表和6个视频……揭开一段未知，讲述一个完整的科学故事，中瑞两个团队5年来下了无数苦功。最让周峰感到幸运的是，这5年来，他的科研“没缺过钱”。来面试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时，周峰的心中有一些忐忑。这家规模不大的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已具有了世界一流水平，近年来更是重磅成果迭出。不过，他很快就被纳入其中，并加入了中心副主任王佳伟主持的植物高效碳汇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在国际上，植物碳汇已成为前沿竞争热点，尤其美国在这个领域投下了大量资源。”王佳伟十分看好周峰的研究，因为这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开辟出一个新领域。他解释，一旦解开微生物与根系作用的“黑箱”，不仅可以设计氨基酸类微生物肥料，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以让植物根系在微生物作用下进入土壤有机碳库，增强土壤的碳汇能力。除了中心给年轻的研究组长（PI）匹配的充足研究经费，周峰还从植物高效碳汇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获得支持，实验推进从未因经费而停滞。而且，中心对新PI实行“5年一评估”的宽松考核，鼓励他们冲击高难度、高水平的研究。除了一年一度的学术交流汇报，周峰几乎不用为别的事情分心。为了帮助年轻PI成长，中心还给他们匹配了资深PI作为成长导师。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主任张余就是周峰的成长导师，他告诉记者，该制度使进入中心的年轻PI成长迅速，5-7年拿到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的不在少数，“未来3-5年，我们还将引进20位左右PI，引进人才更重视研究方向和发展潜力，顶刊文章发表不是必需条件”。 周峰（后排中）研究组合影 为攻克难题，两国团队融洽到不分彼此“在当今国际形势，更应珍视全球合作。”周峰的博士后导师、此次论文合作者尼科·盖尔德纳教授高度赞赏这段长达5年的融洽合作，“唯有让全球科学家自由联通、携手合作，科学才能更快进步”。在科研文化上，分子植物卓越中心与洛桑大学高度契合。“他们提供资源，却不要求每个季度展示‘可预测的进展’，而是相信科学家会为取得突破性发现持续努力。”盖尔德纳认为，这份信任是成功的关键，“它使我们不仅能扎实攻关，更敢于尝试变革性的新方法”。周峰介绍，瑞士在构建根际微生物的菌株上有优势，而上海有强大的质谱检测平台，弄清了根系分泌物的成分，“此外还有微生物在根系上定植的观察与统计”。在德国同行的帮助下，他们首次在微观水平，建立起了“根系-微生物-营养物质”三者之间的互作桥梁。在韩斌院士看来，强强联手的国际合作，让这个过去感觉十分困难的课题，最终得以成功。周峰回忆，他们经常会在视频会议上，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一旦想到解决办法，马上会各尽所能地动手实验。“直到最后要定第一作者的顺序排名时，才发现工作几乎无法分割清楚，究竟谁做了多少。”周峰说，由于《科学》杂志的“共同第一作者”署名有前后顺序，他们只能向杂志声明：“两位共同第一作者在个人学术履历中均可将自己列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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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揭中国人遗传风险因子对阿尔茨海默关键影响 2025年10月2日，香港科技大学最新研究显示，一种名为TREM2 H157Y的遗传变异会显著增加中国人群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研究发现，这种遗传变异所带来的致病风险，与目前已知最强的阿尔茨海默症遗传风险因子APOE-ε4相近，能使病情迅速恶化和带来更严重的神经退行性病变。 这项研究是该领域首个针对中国人群多发的阿尔茨海默症遗传风险因子TREM2 H157Y遗传变异所进行深入的家族临床个案研究。研究成果已刊登于国际权威科学期刊Alzheimer’s & Dementia: The Journal of 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对疾病监测和病人照顾影响深远。 目前在中国内地，大约有1000万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症，预计至2050年，患者人数将飙升至5000万人。遗传因素占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症患病风险的60至80%，当中APOE基因是主要研究焦点，其次是TREM2基因。这两种遗传风险基因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普及率和风险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最常被研究的TREM2遗传变异R47H在欧洲人群中多发，但在中国人群却并不常见。由于大多数阿尔茨海默症基因研究均以欧洲人群为主，因此针对不同族群进行此类研究至关重要。 为填补此研究缺口，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HKCeND）建立了用于阿尔茨海默症研究的生物样本库（HKCeND Biobank），收集和整合了中国人群的临床数据、神经影像及多组学数据，成为研究TREM2 H157Y等中国人群多发遗传因子的关键资源，意义重大。这项TREM2 H157Y遗传变异的研究由科大校长、晨兴生命科学教授、神经系统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兼InnoHK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主任叶玉如教授领导的团队完成。 这次研究带来了多项新发现。临床个案研究显示，与非携带者相比，同时带有TREM2 H157Y遗传变异及APOE-ε4风险因子的患者，在早期阶段临床病情恶化速度更高。认知评估、神经影像学及阿尔茨海默症血液生物标志物分析显示，携带TREM2 H157Y遗传变异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其认知功能衰退更显著、神经退行性病变更严重，以及阿尔茨海默症病理更为严重。此外，血液蛋白质谱分析揭示了这些患者的免疫、血管及骨骼相关生理进程出现异常改变，这凸显了利用血液生物标志物来研究遗传风险因子如何影响阿尔茨海默症病理的潜力，为揭示阿尔茨海默症病理机制和开发新型疗法提供了全新视角。 叶教授表示，这项研究首次证实TREM2 H157Y遗传变异与更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病理和神经退行性病变相关。TREM2 H157Y遗传变异在中国人群的普及率凸显了针对中国人群进行基因研究的重要性。她还表示，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为及时干预和个人化疾病管理提供了关键资讯。研究有赖公众参与，以及临床医生和科学家的紧密合作，希望有效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更佳的治疗方案。这项研究获多个机构支持，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署旗下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研究资助局、创新及科技基金、周大福慈善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研究资助局联合科研资助基金，以及中国科学院与香港地区联合实验室辖下的脑科学联合实验室支持。临床个案研究则与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及威尔斯亲王医院的郭志锐教授合作完成。东方卫视、看看新闻Knews记者 俞骅 香港报道。看看新闻记者: 、东方卫视记者 俞骅编辑: 张慧斌责编: 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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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上的传奇"去世：掌握超400个黑猩猩用词 “当我与黑猩猩对视时，一个正在思考与推理的个体也在回望着我。”这是珍·古道尔在影片《珍》中的一句话。这部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2017年推出的纪录片，详细记录了这位动物行为学家在非洲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的身影。1960年，26岁的古道尔首次奔赴贡贝保护区（后升级为贡贝国家公园），与黑猩猩群体亲密接触，此后便是38年的野外科研生涯。在踏足贡贝保护区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古道尔就完成了两项轰动世界的发现：黑猩猩并非素食主义者，以及它们会使用工具。后者直接重塑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定义边界。 2017年，珍妮·古道尔为宣传迪士尼自然电影《诞生在中国》在美国纽约拍摄肖像 图/视觉中国纪录片中，穿着标志性卡其色短裤与绿色衬衫的年轻学者，此后成了国内中学生物课本中“黑猩猩的朋友”“古道尔奶奶”。她引领的贡贝黑猩猩研究项目进行了65年，至今未停。她也是珍·古道尔研究所创始人、联合国和平使者。在生命的终末，她仍辗转于世界各地的演讲台，讲述着动物福利和环境保护的议题。当地时间10月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巡回演讲期间，古道尔因自然原因离世，终年91岁。这一次，这位动物保护者的精神领袖又走下了讲台，重归深林。真正的“猩语大师”从坦桑尼亚西部核心城市基戈马出发，乘船约4小时，便能到达贡贝国家公园。行走在贡贝溪畔的游客，常能听到森林深处突然爆发的某种呼喊声。这喊声始于一串低沉的号召，很快，其他十几个相似的声音应和叠加，逐渐昂扬，直至成为此起彼伏、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啸。这是黑猩猩群体的一种仪式，参与者可以通过声音风格来辨别彼此。演讲时，古道尔常会模仿黑猩猩的叫声，并告诉听众这些声音表达的意思。有善意，有愤怒，也有哀伤。将自己视作黑猩猩群体的一员，也许是古道尔研究最离经叛道的注脚。1934年出生于伦敦的古道尔，从小就喜欢动物，有一张和黑猩猩玩偶的合照广为流传。宿命般地，她在1957年的一次非洲之旅中结识了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路易斯·利基，后者是剑桥大学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利基得知古道尔没有本科学位，但仍被这个熟知各种野生动物习性的姑娘打动，推荐她去贡贝保护区研究黑猩猩。于是，古道尔被剑桥大学接纳，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本科学位便获准攻读博士的人之一。为了打入黑猩猩内部，1960年7月，古道尔直接开启丛林生活，住简陋帐篷，在溪流中洗澡。黑猩猩对擅闯领地的不速之客抱有极强的戒心，也曾对她发起攻击，但古道尔通过效仿黑猩猩呼声和动作来与之沟通，与它们吃同样的果子。就这样坚持数月，黑猩猩的攻击意图几乎消失了。她终于成了一只“白猩猩”。 2008年，珍·古道尔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动物园观察一只大猩猩 图/视觉中国最先对她释放善意的黑猩猩，古道尔叫它“灰胡子大卫”（David Greybeard）。她喜欢按照特征为研究个体起名字，而不是用传统的编号，从而与每一个个体都建立起情感联结。这样的研究行为在学界引发了长久争议，反对者认为其违反了科学研究中立、客观、理性的原则，且侵入式研究对动物群体本身的习性可能产生影响，进而造成结果的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古道尔的研究拿到了所有中立观测者都未曾接触过的一手材料。在对“灰胡子大卫”的观察中，古道尔发现它会去掉植物茎秆上的叶子，将其插入蚁穴“钓”白蚁。彼时，“使用工具”仍是区分人与动物的铁律之一，古道尔的发现直接将其抹去。利基面对这一发现时也惊呼：“现在我们要么重新定义人类，要么重新定义工具，否则就得接受黑猩猩也属于人类。”基于在贡贝保护区5年的研究，古道尔于1965年完成论文《贡贝保护区自由生活黑猩猩的行为》，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古道尔陆续发现了黑猩猩群体之间的战争、同类相食、互相梳理皮毛联络感情、久别重逢后搂抱亲吻等秘密。于是人们知道，黑猩猩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有着超出想象的相似性。古道尔掌握的黑猩猩所用词语超过400个，是真正的“猩语大师”。她在2002年的一次TED演讲中说道：“我们终于明白，人类与动物之间，从来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她也向听众带来了来自坦桑尼亚的问候——一连串“呜呜呜”的叫声。那是她在模仿黑猩猩和同类打招呼。“那个拥抱”古道尔离世后，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传递哀思，其中转发最多的一条视频，是古道尔2013年在刚果共和国的一个工作切片，被网友们称为“那个拥抱”。视频里，她和团队正在放生一只从非法野味贸易中解救出的黑猩猩。爬出笼子后，黑猩猩在陌生的丛林环境逡巡几步，靠近饲养员，似在表达不舍，然后爬回笼子上方，伸手抱住了古道尔。这个拥抱持续了十余秒。 2013年，刚果共和国，一只黑猩猩在放生过程中拥抱了珍·古道尔 图/珍·古道尔研究所官方视频截图“没人知道它当时会想要做什么……这个拥抱所蕴含的温度让我铭记终生。”古道尔在视频中说道。博士毕业后，古道尔回到丛林，在贡贝保护区建立了专门针对黑猩猩的研究中心。在一次跨越保护区上空的飞行中，她目睹了这片狭小林带正被村落包围蚕食，以及村落中贫穷绝望的民众、毁林后裸露的山地。她逐渐认识到，动物保护不能只谈科学，而是要先修复公众意识。以研究中心为基础，珍·古道尔研究所于1977年成立。贡贝国家公园成了黑猩猩及其栖息地的全球保护中心。该机构在全球设有20多个办事处，其在非洲开展的以社区为中心的保护和发展项目已成为该类项目的标杆。“根与芽”则是珍·古道尔研究所旗下的全球青年项目，始于1991年。那年的一个午后，古道尔在自家后门廊道上和十多名坦桑尼亚当地青少年会面，谈论他们亲历的保护项目、遇到的棘手事件和关于未来的担忧。这群青少年便是“根与芽”初创团队的一部分。目前，该组织在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上万个活动团体，激励了大量年轻人参与环保事业。古道尔一生创作了超过27本成人和儿童读物，并出现在众多纪录片和电影中。2019年，《国家地理》杂志开办“成为珍”巡回展览，聚焦她的毕生创作，目前仍在美国各地巡展。她的最新作品《希望之书：艰难时期的生存指南》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她个人所获奖项和荣誉也不可胜数，包括在2002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使者。作为动物保护主义者，古道尔总是被问及“它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这类问题。“希望不代表坐在那儿一厢情愿。”在她眼中，希望是长长的黑暗隧道尽头的一颗小星星。“坐在隧道口指望希望降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加油干……爬过去，钻过去，绕过所有横在我们通往那颗星星之间的障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古道尔每年都有超过300天在外奔走游说，访谈、演讲、合作项目无数。耄耋之年的她，从一个工作地点到另一个，常常都是跑步前进。不知何时，英国当地媒体开始称她为“奔跑的特蕾莎修女”。直到生命最后，她仍在为一个跨越民族、宗教乃至物种的信念而奔跑着。如今，人们已很难将古道尔定义为一位只为动物发声的保护者了。贡贝国家公园周围村落的长老和群众都曾对媒体表示，珍·古道尔研究所在本地开展的工作帮助他们提升了收入，改善了医疗和教育状况。“黑猩猩的朋友”心中的天平，似乎早已向人类方向倾斜。不过，与成为环保主义者之后的人生相比，古道尔和黑猩猩共度的时光还是更让她惬意。珍·古道尔研究所建立初期，在和坦桑尼亚政府官员探讨耕地保护政策时，古道尔曾说：“我毕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贡贝森林中度过的呀！”记者：周游编辑：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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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科研机构"捡漏"人才乐开花：多亏特朗普 （原标题：欧洲人“捡漏”乐开花：多亏特朗普） 文 观察者网 柳白 “多亏了特朗普，我们才看到这场人才涌入！”奥地利科学院院长海因茨·法斯曼说。 在移民政策收紧和科研经费锐减等多重因素挤压下，美国科研人才外流愈发严重，“捡漏”的欧洲人则欣喜不已。 美国“政客新闻网”9月29日获取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顶尖研究人员正加速迁往欧洲等地，欧盟科研基金项目吸引的美国申请者数量在最新一轮招标中增加了五倍，可以说是对特朗普政府削减科研经费、压缩学术自由环境的直接回应。 报道认为，美国本土研究人员对欧洲科研资助资金的这股新兴趣浪潮，与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学术研究环境日趋恶劣脱不开干系。 这一趋势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来说是一大胜利。 针对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学术项目资金的举措，冯德莱恩本人牵头推动了吸引美国研究人员的相关工作。欧盟通过强调学术自由，并为有意迁往欧洲的研究人员增加资金支持，成功将自身定位为科研人员的“避风港”。 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 欧洲研究委员会（ERC）是欧盟于2007年成立的研究基金组织，负责资助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项目。该机构今年春天宣布，将针对希望从美国迁来的研究人员提供的额外资金，从100万欧元翻倍至200万欧元。 这意味着，这些研究人员在最长5年的期限内，最高可获得总计450万欧元的资助。 截至8月底的最新一轮申请数据表明，这一激励措施大受欢迎。本轮申请中共有114份来自美国的申请，而2024年欧盟该项目仅收到23份美国本土申请者的提案，增幅达400%。 不过该项目的总申请数从2534份增至3329份，仅增长31%。其中，英国提交了538份提案；在欧盟内部，意大利（445份）和西班牙（240份）是提交申请最多的两个国家。 其实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各国、各地区、高校及研究机构均已启动相关计划，借助美国削减科研资金的契机吸引人才。 9月中旬，欧盟科研委员卡特里娜·扎哈里娃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已有超过70项国家级和地区级举措旨在吸引研究人员。” 奥地利科学院本周宣布，通过今年6月启动的一项为期4年的新研究人员资助计划（fellowship scheme），已有25名研究人员从美国科研机构迁往奥地利。该科学院称，这一“人才流入”（brain gain）现象直接源于特朗普政府在学术与科研领域实施的政策。 图为奥地利科学院“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视角和国际网络，这是奥地利科研的一大收获，也是提升我们科研在国际上能见度的重要推动力。”该院院长海因茨·法斯曼在声明中说。“多亏了特朗普，我们才看到这场人才涌入。” 美国《纽约时报》早前就注意到，随着美国政府削减科研预算并收紧移民政策，中国和欧洲掀起人才招聘热潮，争相为顶尖科研人员提供资金支持与职业稳定性，吸引人才入驻。 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多名美国顶尖科学家警告称，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科学界的这波“连招”，已引发严重人才流失，正危及美国长期以来的科研模式，及其在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媒援引《自然》杂志的分析称，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中国和欧洲学者申请美国研究生或博士后的数量急剧下降，甚至陷入停滞；与此同时，美国博士后与研究生申请海外职位的数量却显著激增。 除了人才流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科学系主任理查德·胡加尼尔还担心，美国将被国际科学界日益孤立。因为外国科学家都不愿意来到美国，他被迫取消了原定在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组织者本考虑将会议移至英国牛津，但后来又发现，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也因担心无法返美而拒绝出国参会。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玛西娅·麦克纳特叹息，中国等其他国家为科研生涯刚起步的科学家们提供了更稳定的职业发展，“他们将招募到全球最优秀、最聪明、最有经验的人才。”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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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研人员提出固态锂电池界面调控新方案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记者胡喆）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团队近日在固态锂电池领域取得突破，为解决固态电池界面阻抗大、离子传输效率低的关键难题提供了新路径。该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 固态锂电池因其高安全性和高能量密度，被视为下一代储能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然而，传统固态电池中电极与电解质之间的固-固界面接触不良，导致离子传输阻力大、效率低，严重制约其实际应用。 研究团队利用聚合物分子的设计灵活性，在主链上同时引入具有离子传导功能的乙氧基团和具备电化学活性的短硫链，制备出在分子尺度上实现界面一体化的新型材料。该材料不仅具备高离子传输能力，还能在不同电位区间实现离子传输与存储行为的可控切换。 科研人员介绍，基于该材料构建的一体化柔性电池表现出优异的抗弯折性能，可承受20000次反复弯折。当将其作为复合正极中的聚合物电解质使用时，复合正极能量密度提升达86%。此项研究为发展高性能、高安全性固态电池提供了新的材料设计思路与研究范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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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珍·古道尔：“不能只靠科学改变世界，我们还需要希望” 珍·古道尔博士（Dr. Jane Goodall，1934-2025），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与环境保护主义者，于2025年10月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91岁。去世时，她仍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继续其长期致力于环境教育与公共倡导的使命。古道尔博士1934年生于英国伦敦，自1960年起在坦桑尼亚贡贝溪国家公园展开对野生黑猩猩的长期田野研究，其发现黑猩猩会制造并使用工具，打破了当时人类独有的定义，深刻改变了灵长类动物学与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范式。1977年，她创立“珍·古道尔研究所”，1991年发起面向青少年的“根与芽”计划，将科学研究与环境教育、青年赋权相结合，留下了横跨科研与社会行动的深远遗产。 珍·古道尔于1965年12月22日现身贡贝溪国家公园（坦桑尼亚），参与CBS电视台特别节目《古道尔小姐与黑猩猩世界》的录制，该节目于当日首播。我第一次见到珍·古道尔的时候11岁，也可能十岁，那时候她要来成都市龙江路小学给我们开展儿童动物教育活动。那时候我非常兴奋地告诉家里人，明天珍古道尔要来我们学校啦！家里人问我她是谁，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是个非常厉害的外国人，那时候没怎么见过外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学者。学校选拔了好几个英语好的同学去接待她，我英语不太好，没有入选。我坐在了当时那个汇报大厅里，第一次知道了动物学家这个词，而她那时已年老，慈祥的看着台下一片叽叽喳喳。后来我逐渐知道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人，虽然我自己并没有走上动物研究的道路，但是我总听见她活跃在不同的青少年平台里，前半生献给了森林，后半生又献给了社会的花园。所以当我看见她去世的消息时，突然从童年的缝隙里吹过来一阵和煦的风。我们当时是小学生，所以她自称古道尔奶奶。我是曾经被她温柔教导过的年轻人，教导的不仅是对动物研究的热情，而是对整个地球的温柔相待。一、在森林中重新认识“人”1960年，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英国女性，在母亲的陪伴下，抵达了东非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她没有学术头衔，也没有正规科研训练，唯一的行囊，是一颗对自然毫不妥协的热爱之心。这就是珍·古道尔的科学之旅的起点。她是以非正统的方式进入这个领域的。她给观察到的黑猩猩取名字，而不是编号；她记录它们的情绪、亲密、冲突，甚至哀悼与悲伤，这些当时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主观”甚至“浪漫”的行为。在那个科学讲求客观、抽象与距离的年代里，古道尔选择贴近、注视与共情。这并非出于方法论的无知，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伦理选择，她相信，理解非人动物，不应该以“人类的冷漠”作为前提。这一贴近，带来了颠覆性的发现。1960年10月的一天，她目睹了一只名叫“大卫·灰须”的雄性黑猩猩，用树枝剥去树皮，伸入蚁穴捕鱼取食。这一行为震惊了当时的西方科学界，因为在那之前，“制造并使用工具”一直被视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最根本的界限之一。她在报告中写道：“如果人类是因制造工具而成为人的，那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定义‘人’。” 《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剧照这一发现引起了她的导师、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Louis Leakey）的极大兴趣和支持，并最终促成了国家地理频道的资助与拍摄，使她的研究得以延续、扩展，并获得全球关注。正是从这一刻起，贡贝的黑猩猩成为了连接人类与自然之间一条关键的情感和认知通道，而珍·古道尔，也成为了那条通道最早也是最温柔的守门人。她后来的研究还表明，黑猩猩并非“自然中的高尚野兽”，它们也有侵略、领土争斗和内部冲突的能力。它们会团结起来袭击其他群体，也会照顾孤儿、安慰受伤的同伴。她并没有因为“它们像我们”而一味美化它们，而是让我们看到：人类并非从野兽中“净化”而来，而是与其他动物共享着复杂而多面的情感谱系。在森林的注视之下，她重新定义了“人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低姿态、也更真实的自我认知坐标。这些是我长大后了解到的，可我最终对动物研究并无个人兴趣，真正让我为她感动的是她走出森林之后所做的一切。二、从森林走出，为森林发声珍·古道尔并未一直停留在贡贝的森林里。她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记录、理解，也亲密地参与了一群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开始渐渐远离她最初走入的那片密林，不是因为厌倦，也不是因为年老，而是因为她发现：如果不去改变森林之外的世界，森林之中将不复存在。她发现，黑猩猩面临的最大威胁已不是猛兽或疾病，而是森林被砍伐成农田，被道路切割，被矿井掏空。她在一次田野调查中亲眼看到原始森林变为焦土，而黑猩猩被当作“宠物”偷运、交易，甚至食用。贡贝不再是一片宁静的庇护所，它已被无形的市场、政策与人类欲望的延伸所包围。于是，她走出了森林，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没有家的旅程”。从世界自然基金会到联合国气候大会，从偏远社区学校到城市讲坛，她不再是那个在望远镜后静静书写田野笔记的科学家，而是一个扛着森林的诉求穿梭于各国政坛与媒体之间的公民环保主义者。她常说：“我们不能只靠科学改变世界，我们还需要希望。”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践策略。她从未对公众使用高深的术语或学术威权姿态，而是用故事、情感、连接，去抵达每一个听众，从国家元首到乡村教师，从小学儿童到濒临放弃的环保志愿者。她将自然保护从“物种”与“栖息地”的概念，转化为一种与人类日常伦理深度交织的公共议题。她呼吁人们关注消费链条背后的森林砍伐，思考一块巧克力背后的热带雨林，理解一台手机的制造为何关系到刚果黑猩猩的生存。她倡导“人、动物与环境三位一体”的保护视角，正是对割裂式科学方法的一种温和抵抗。这一转变，并未让她失去科学的严谨性，反而让她成为科学在人类社会中可持续存在的一个生动范例。她不是象牙塔里的女智者，也不是环保组织的明星代言人，她是一个奔走在机场、讲台与森林之间的“信使”，不断传递着一个朴素却极其困难的理念：万物有灵，人不独尊。三、“根与芽”：守护者，启蒙者“只要根深，就一定会发芽。只要芽破土，就没有石头能阻止它向上生长。”这是珍·古道尔在无数青少年面前重复过的一句话，也是她所创立的“根与芽”（Roots & Shoots）项目名称的由来。1991年，在坦桑尼亚的家中，她与12名当地中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对于环境与动物保护的担忧。孩子们提到塑料污染、偷猎、流浪动物、滥砍森林。那一次简短的聚会，后来发展为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0000个活跃团队的青少年环保网络。而她本人，则成了这个网络最年长的“志愿者”。她深知：如果未来要改变，那么必须从孩子开始。她坚信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唤醒责任感和创造力。“根与芽”项目没有统一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团队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社区问题，自主提出方案、发起行动。她赋予了年轻人信任，也赋予了他们现实行动的权利。这一理念在中国，尤其生根发芽。自1994年首次访华起，珍·古道尔陆续走访了北京、成都、上海、昆明、广州等几十座城市。她戴着标志性的马尾辫与棕色披肩，走进学校、社区、大学课堂、动物园、山野保育区，和孩子们面对面地交流。在很多中国孩子心中，她不是遥远的科学家，而是亲切的“古道尔奶奶”。 珍·古道尔在中国科技馆参加根与芽30周年庆典。图片由根与芽北京提供她曾在北京的演讲中说：“我看见中国的年轻人眼睛里有光，那是改变世界的光。”这些年，已有数百个“根与芽”团队在中国成立，从保护城市候鸟、改善校园食堂垃圾分类，到推动动物保护立法咨询、农村环境教育实践，她所撒下的种子，已在这个辽阔国度的角落悄然萌芽。她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在成都，她参与大熊猫保护交流，也走访道教文化场所，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云南，她和少数民族孩子一起种树，听他们讲村落与动物的故事。在香港和台湾，她则鼓励青年志愿者把行动视为一种“信仰”，而不是任务。对很多参与“根与芽”的中国青少年来说，她的魅力并不止于“科学家”的身份，而在于她那种深信“改变是可能的”的能量。她的语气总是温和的，但言辞从不回避现实的重量；她面对的常常是最年幼的听众，却总是给予最认真的回应。 珍·古道尔参加十三邀对谈节目截图她讲述森林，也讲贫民窟；讲黑猩猩，也讲人类的暴力；讲气候危机，也讲如何用双手植下一棵树。这种平衡的叙述方式，让她成了“行动主义”的一个伦理榜样：不高声叫喊、不制造恐慌，而是以耐心、温柔和长期主义，播种下一代人的觉醒。当年那个在你我学校里微笑着走进教室的银发老人，可能只是短暂停留。但她留下的那些“根”与“芽”，早已在我们之间悄悄发出声音，并指向了一个仍未完成的未来。四、直到最后一天，她都在发声对于珍·古道尔来说，“退休”这个词似乎从未存在于她的词典中。她晚年的生活，比任何一个中年人都要忙碌。机场、演讲厅、中学教室、联合国会议室、偏远村落，她拉着一个帆布小包，穿着素朴的衬衫和夹克，几乎年年奔波于五大洲之间，平均每年超过300天在旅途中。有人笑称她是“永远在地球上的候鸟”。她知道时间所剩无多，但她从不慌张。她的每一场演讲，都是一场低声而坚定的祷告。她不高谈阔论，也几乎不做任何意识形态的输出，她讲故事，关于一只母黑猩猩在失去孩子后久久抱着尸体的哀伤，关于某位乡村教师如何带着学生清理山坡上的塑料垃圾，关于她自己童年时在伦敦后院观察鸡的一整个下午……这些故事不宏大，但在她声音的弧线上，像种子一样掉入听众心里，然后发芽。2025年9月，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周，她仍在美国进行为期半月的巡回演讲。这是“希望之旅”的延续，她早已知道自己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拒绝取消任何一场与青少年的见面会。她甚至坚持接受播客节目的专访，和年轻主持人谈起气候危机、人类责任，还有爱与勇气。她的晚年并不只是反复重述过去的研究成果，而是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语言，以进入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语境中。她熟悉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也理解视觉文化的感召力。她甚至愿意参与年轻人喜欢的访谈节目，从“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物”聊到“你对AI时代的看法”，没有傲慢，也没有距离感。她做的，已经不只是科研、教育或宣传，而是一种几乎宗教性的传递，让人类在快速奔跑的现代性面前，慢下来，回头看看，记得我们本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方式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五、温柔即力量：一种跨越物种与国界的伦理遗产在这个世界上，能称得上“科学家”的人不在少数，但像珍·古道尔这样，把科学的精神从实验室带入日常生活、从数据表延展到道德关怀的人，却寥寥无几。她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从事实验科学，不曾拥有一间充满精密仪器的实验室，不曾在显微镜下操纵分子或基因。她的“实验室”是热带森林、是野外营地、是孩子的眼睛、是城市边缘的废弃地。作为一位非体制内的科学女性、一个“非典型”的研究者，她却用她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对科学最纯粹、最深沉的坚持。她坚持的是观察，是经验，是长期主义，是尊重事实而非立场。她不热衷用理论去定义行为，而是用行为去拷问理论；她不急于提出新概念，而是通过持久的在场，缓慢地、忠实地记录每一次生命的涌现。她也没有追求“发表即意义”，而是以科学作为理解世界、改变现实的起点。这种不喧哗的坚持，本身就是对现代科学功利化倾向的有力回应。而更重要的是，她教给我们一种更温柔、更开放的态度，不只是对动物，对自然，对科学本身，也是对彼此。她几乎从未在演讲中激烈地去批判“人类”，而是邀请人类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她从不把环保主义变成道德高地，而是以一种近乎母性的方式，温柔而不妥协地召唤行动。她相信改变发生于每一个微小的、具体的场景之中，一棵树、一只鸟、一个孩子的念头、一个陌生人被唤醒的瞬间。 《家有儿女》截图因此，她的影响跨越了学科，也跨越了国界。她不是一位只属于灵长类动物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她是许多不从事动物研究的人们心中的一盏灯。在地球议题越来越政治化、意识形态对立日益尖锐的当下，她始终坚持一种不设防、不分你我的姿态。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组织儿童共学小组，也在刚果与卢旺达边境促成跨境环保行动；她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时代坚持访华，与中国孩子谈自然，也不避讳谈生态忧患。这种“无分别心”的工作方式，并不意味着空洞的中立，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伦理信念：每一个生命体、每一片生态空间、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值得被倾听、被鼓励、被保护。而她的这种坚持在她的步履之间，在她重复了数百次的句子中，在她面对提问时的静默里，缓缓传递。而这，也许正是我们在她离去之后，最该传承的一种力量：温柔地，坚持着。结语珍·古道尔已经离开了。在她度过了九十一个春秋之后，那颗为世界奔走了大半个世纪的心脏，终于安静下来。而这个世界，仍然喧嚣如故，森林依旧在退缩，塑料还在漂浮，战争仍在继续，动物与孩子，仍需要被保护的理由。在她的注视之下，一代又一代人学会了如何把科学和情感连接，如何把观察转化为行动，把无力转化为可能。她教会我们不仅要知道“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更要去问：“我能做什么？”这句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无数学校、田野、社区、少年心中留下了回响。而我依然记得那天，在成都的府南河畔里，那个年幼的自己第一次听到“动物学家”这个词，第一次感受到，一位年老的外国人，会为地球上的每一只猿类、每一个孩子、每一棵树说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不懂什么是行动，但她坐在那里，安静地讲述，像在播种，像是在对我们说：“你们要走得更远。”今天我们写下这篇纪念文，不只是为了哀悼一个生命的终止，而是为了提醒自己：她留下的不是遗产，而是一种未完成的对话，一种持续进行中的邀请。她走了，但她开启的路依然在延伸，而这条路，没有地图，只有方向。那方向是：温柔地、坚定地、为了更美好的地球去生活。理想主义会被唱衰，而愿意有人永远为它守住烛火。Abrams, Douglas Carlton, and Jane Goodall.The Book of Hope: A Survival Guide for Trying Times. New York: Celadon Books, 2021.（中文版：《希望的理由》，中信出版社，2022年）Goodall, Jane.In the Shadow of Ma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中文版：《与黑猩猩为邻》，江苏人民出版社 / 三联书店）The Chimpanzee Family Book. New York: North-South Books, 1989.Seeds of Hope: Wisdom and Wonder from the World of Plants. With Gail Hudson.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3.Goodall, Jane, dir. Miss Goodall and the Wild Chimpanzees. CBS News, 1965.Knauer, Lorenz, dir. Jane’s Journey. Produced by NEOS Film and Animal Planet. Germany: 2010.Morgen, Brett, dir. Jane. National Geographic Documentary Films, 2017.National Geographic, dir. Jane Goodall: The Hope. Disney+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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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去世，享年91岁 珍·古道尔研究所网站10月1日发布消息，该研究所的创始人珍·古道尔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1岁。 珍·古道尔研究所介绍，她是勇气与信念的杰出典范，毕生都在不懈努力：一方面提高人们对野生动物所面临威胁的认识、推动自然保护事业；另一方面，她还致力于启发人们建立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更和谐、更具可持续性的关系。 珍·古道尔研究所 珍·古道尔生于1934年4月3日，自幼时起，珍·古道尔便对野生动物怀有浓厚兴趣，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自然界的书籍。 珍·古道尔的全球知名度源于她在坦桑尼亚贡贝溪国家公园持续65年的野生黑猩猩研究。 1960年7月14日，珍·古道尔首次抵达坦桑尼亚贡贝溪。正是在这里，她对黑猩猩的行为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并取得了一项开创性发现：黑猩猩会使用工具。这一观察结果也被认为 “重新定义了‘人’的含义”。 1965年，珍·古道尔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贡贝溪保护区内自由生活黑猩猩的行为》。起初仅计划持续三个月的研究，最终发展成一项持续数十年的卓越研究项目，且至今仍在进行中。 联合国网站 1977 年，珍·古道尔创立了珍・古道尔研究所，最初旨在为贡贝的研究项目提供支持。如今，该研究所已在全球设有25个办事处，开展各类多样化项目。 2017年，珍·古道尔成立了珍・古道尔遗产基金会，以确保她毕生创立的核心项目能持续稳定地推进。 2002年，珍·古道尔·古道尔担任联合国和平使者，随后，她一直在努力，帮助联合国关注环境问题。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