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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科学家携手破解“地下谜题”：神奇！原来微生物会被TA吸引“定居” 众所周知，根系是植物的“基石”和“大脑”。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根深叶茂”“本固枝荣”等成语，点出了根系的重要性。健康的根系直接决定农作物的产量与抗性，并对土壤碳汇功能有重要影响。科研人员愈发认识到，根际微生物是地球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离子组、代谢组、宏基因组等当下根系与微生物互作的研究方法都存在局限。北京时间今天（10月3日）凌晨，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高效碳汇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周峰团队，联合瑞士洛桑大学的科研人员，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封面论文，首次精准揭示了植物根系如何引导微生物在其表面“安家”的奥秘，绘制出根系微生物的“定居地图”，破译了控制根系与微生物互动的“分子密码”。 文章封面图研究团队以植物幼苗根系为研究模型，结合荧光标记的活体微生物和高分辨率显微成像技术，发现微生物在根系表面的“定居”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呈现有规律的空间分布。这种“定居”格局与根系内部的一道特殊屏障——凯氏带的完整性密切相关。从科研人员展示的图片来看，凯氏带是类似长方形的连片、带状结构。“当凯氏带结构出现‘缺口’时，会造成根系内部的营养物质向外泄漏。”周峰研究员告诉新民晚报记者，“从这些‘缺口’中泄漏出的主要营养物质是氨基酸，尤其是一种叫谷氨酰胺的氨基酸分子泄漏量最多。”微生物能感知环境中的营养物质，并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移动——这种现象被称作微生物的“趋化作用”。在此项研究中，根部泄漏的谷氨酰胺对微生物具有明显的趋化性，能够显著调控微生物的趋化、繁殖等行为活动。“我们原本认为，会不会微生物和人一样，因为甜食——糖，而产生趋化作用，可后来通过质谱检测方法才发现，是谷氨酰胺驱使微生物向其移动。”周峰补充说，“根系内部的维管组织中有常见的20种氨基酸，可只有含量最大的谷氨酰胺才能吸引微生物，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神奇。”研究还发现，侧根是根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侧根从主根生长出时，造成凯氏带屏障出现“缺口”，导致谷氨酰胺局部泄漏，这如同根系定点发出的“信号弹”。当微生物识别到这些信号后，会自发地趋向于此，引导它们在根系表面形成有规律的“聚居区”。倘若微生物自身丧失感知氨基酸的能力，则容易“迷失方向”，无法准确找到“定居点”。因此，根据这些“聚居区”位置，研究人员便准确绘制出根系微生物的“定居地图”。土壤中微生物种类繁多，既包括有益微生物，也存在少量病原微生物。是否微生物“定居”得越多，根系就越健康呢？研究显示，有益微生物即使大量“定居”，也不会损害根系，且在局部形成高密度定植时，能够显著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和养分吸收。然而，若是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则会严重危害根系及植株的整体健康。这一现象突显了凯氏带作为一道“双向守门员”的关键作用：通过稳定根系内部的营养物质，防止随意泄漏，从而维持根际微生物群的健康平衡。 根系局部释放的谷氨酰胺调控根系微生物的空间定植模式“研究揭示了凯氏带屏障在调节微生物定植、菌群结构组成和促进根系生长的重要功能；首次在微观水平阐明了植物营养驱动根际微生物空间定植的信号识别机制。”周峰表示。未来，科研人员有望通过设计氨基酸类微生物肥料，精准引导有益菌群定植，显著提高作物养分吸收效率和抗逆能力。同时，研究也为发展“固碳增汇”型绿色农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途径，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转型。 周峰特别强调，上海的研究团队与瑞士的科研团队保持了长达五年的高效、且密切的合作，这样的“强强联合”是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刊封面的必要条件。原标题：《中瑞科学家携手破解“地下谜题”：神奇！原来微生物会被TA吸引“定居”》栏目编辑：左妍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来源：作者：新民晚报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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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一线谱新篇｜“非典型”科学家钱小石：科研工作者是和老天爷较劲的人 【编者按】国庆连着中秋，在这个超长假期，总有人选择不休假。之于他们，放假不等于休假，他们的假日，经常是忙碌而非休息。 因为他们，是行走在科研前沿的人。选择“攀登”，争分夺秒就是常态；潜心“深耕”，只要实验还在进行，实验室“不打烊”、人更不能离岗……文汇报今起推出“深耕一线谱新篇”系列报道，记录沪上高校这些奋战在科研一线的青年科学家的身影和他们非同寻常的假日生活。对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钱小石来说，这个超长假期和往常的周末并没什么区别，他和团队成员们仍然驻守在学校的实验室。 利用电卡效应制冷，钱小石团队在基础原理、材料制备方面都已实现突破，该团队也因此在2024年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中斩获卓越奖。令人期待的是，他的成果将使人们日常的制冷模式发生颠覆性变化。钱小石可说是一位“非典型”科学家，2018年他入职上海交大时，只有产业界的创业经历，并没有亮眼的论文成果。入职学校前三年，他没发表过任何一篇研究论文，直到第四年，他的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成果直接登上国际顶刊《自然》。随后，他陆续在《自然》《科学》等顶刊上发表了5篇论文。“对我来说，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论文发表，而是我的成果能够真正影响到产业，我培养的学生也能真正跨界，既能做跨学科研究，也能开公司创业。”钱小石说。 追着“真问题”走：放弃申请教职加入创业公司在钱小石的办公桌上，有一张暗色的、薄薄的“塑料纸片”，这就是可以利用电卡效应来实现制冷的一种薄膜设备。这种制冷设备，小到可集成在芯片上，大到可装备在墙壁、窗户玻璃夹层中实现制冷。在相同制冷功率的情况下，其重量是传统空调的八十分之一，且无需压缩机。这一神奇功效，正是源于科学家利用凝聚态物理学领域的电卡效应制备的材料，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固体材料通电后压缩相变吸收热量实现制冷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高分子中的电卡效应，是2008年由华人科学家章启明发现的。制冷技术堪称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之一，但传统制冷是利用氟利昂气液相变带来吸热放热效应。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目前约10%的电力用于制冷，间接产生近一千兆吨二氧化碳。2019年，建筑供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4.3千兆吨。欧洲已明确，2035年将禁止PFAS（注：氟材料，氟利昂是其中一种）的生产使用。另一方面，氟利昂制冷用到的压缩机需要高压容器，很难小型化。“电卡效应刚被发现时，学术界和产业界都很兴奋，但要推动这一科研发现真正在产业界落地，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钱小石于2010年成为章启明的博士，其后他一直跟随导师，尝试解决电卡效应在现实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也正是这段经历，让钱小石对科研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每当我们的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我的导师极少跟我们讨论论文要投哪里。”但每当新发现诞生后，大家都会琢磨，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攻关、推进后端的应用。受导师影响，钱小石在博士毕业后并没有申请大学教职，而是在导师的支持下、围绕自己的博士课题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大约2016年，我们围绕电卡材料和制冷系统的产业化，做了不少前沿的工作。我们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但在专业领域内，我们的研究比欧美学术界领先了五六年，学术界直到2023年才达到我们当时的水平。”“沉默”三年后爆发：连续发表数篇顶刊论文从产业界回到学术圈时，钱小石的学术简历并不亮眼，也达不到很多高校的招聘要求。他坦言，“虽然我本人不在意是否发论文，但不得不说，若能带着一些‘光环’回国，相比我当时回国的状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幸运的是，上海交大给了我足够的发展空间。”2018年，钱小石入职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学校为他匹配了科研启动经费，“一共400万元，和美国的一些名校差不多，且我心理上也做好了非升即走的准备”。 钱小石（右一）和学生在一起，学生展示的是电卡陶瓷，这是登上《自然》杂志的成果。 此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完善电卡效应落地的研究中。“沉默”三年，到2021年他的研究有了突破，将电卡制冷循环寿命从百余次提升至超过百万次，很快，论文发表在《自然》上。这也是他回国后主导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说实话，发表论文很重要，但它不该是追求的第一目标。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的精力有限，在针对领域内一两个重大难点开展工作之外，可能没有时间去写很多论文。不过，即便达不到学校的要求、面临非升即走的话，我也可以再离职创业。”钱小石坦言，之所以自己的心态不错，正是因为产业界的经历使他知道，人生并非只有一种选择。不过，在推动电卡效应进入实际应用中时，他坚定地认为，有大量基础研究是绕不开的，比如围绕良率、材料寿命等工程要素开展的基础研究工作。这些规律的发现，往往需要积累3-5年。也正是在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钱小石团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物理、化学效应，随后连续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当我们专注于解决工程问题，试图找到背后的科学规律时，哪怕只是管中窥豹，这时候总结规律而写成的论文，也就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了。”培养能“跨界”的学生：干得了科研，开得了公司虽然钱小石的成果科研应用在各个不同领域，离产业化仅一步之遥，但他表示，目前并没有亲自去推动成果转化的打算，因为“我是大学教师，相对于科研，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培养人，我要花大量的时间投入教学、指导学生。”钱小石更希望的是，他能培养出真正有能力跨界的学生。 钱小石（左一）和学生一起展示高分子电卡薄膜，这也是登上《自然》的成果之一。 不论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真正的创新很大程度上需要“跨界”，钱小石在研究电卡效应时，不仅要解决物理问题，还要解决化学问题、材料问题、工程问题，还要和潜在投资人交流。“现实中，没有哪个问题是只对应着某个学科，且新型技术的研发没有前人的成果可借鉴，不得不逼自己跨界创新。希望我培养的学生和我一样，打破学科边界的束缚，在各个行业里都能够摸爬滚打，这样他们做什么事都不会怵，干得了科研，开得了公司”。在钱小石看来，培养跨界创新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也是国家未来发展之亟需。“现在我们要解决的‘卡脖子’问题，它们当然很难，但因为知道有人做出来过，所以还是‘心里有底’的。当有一天，没有人可以对我们‘卡脖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这将对人的眼界、勇气、坚韧、耐心都带来很大考验，这也许是我们的下一代人会面对的局面。”也正因此，钱小石常对学生们说，“科研工作者是和老天爷较劲的人。老天爷把很多科学规律都藏了起来，而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些科学规律、找到未来发展方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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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登上《科学》封面！这位上海青科没缺过钱，靠的是什么？ 回国仅5年，成果登上国际学术顶刊《科学》的封面，遇到的最大挑战只是第一作者的排名先后？这番话，说来有些“凡尔赛”，却是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年轻研究员周峰的真实经历。10月3日凌晨，世界首份根系微生物“定居地图”登上国际学术顶刊《科学》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这是周峰团队与瑞士洛桑大学尼科·盖尔德纳教授团队，历时5年合作完成的，它首次精准揭示了植物根系如何引导微生物在其表面“安家”的奥秘，还破译了控制根系和微生物互动的“分子密码”。 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植物卓越中心主任韩斌称这篇论文是“中瑞两国强强联手，科研合作的典范”。这篇论文还是该中心今年第十篇登上CNS（《自然》《科学》《细胞》）的成果。这背后是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在科研上的前瞻布局，科研文化上的开放包容，以及持之以恒的耐心投入。 绘制“定居地图”，破译“地下朋友圈”2018年春天，实验室窗外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的美景，忽然在周峰的眼中变得黯淡。因为在显微镜下，他发现了更有吸引力的一幕——用液体培养基替代固体培养基后，加入培养皿中的微生物，竟朝着植物根系的方向肉眼可见地迅速移动。这个现象本与周峰当时在瑞士洛桑大学的博士后课题无关，却令他念念不忘。“根系对植物而言，是基石，更是大脑。”周峰总觉得，微生物对植物根系的趋之若鹜背后，必定隐藏着一些生命进化的智慧。待到2020年回国，周峰来到上海建立独立研究组后，就着手探索其中的奥秘。原来，微生物在植物根系表面的“定居”并非杂乱无章，这些区域是植物主动“开放”的——在生长出侧根的地方，原本保护植物营养不外泄的“凯氏带”会断开，漏出一种名为“谷氨酰胺”的氨基酸。“氨基酸是可以直接被微生物利用的，难怪它们都争先恐后来觅食。”周峰介绍，他们通过实验分析发现，植物对益生菌前来“定居”表现出多多益善的宽容，但要遇到致病微生物来，凯氏带就会“栓上闸门”，控制营养物质的外泄，致病微生物会发现竞争不过益生菌，“这就是植物的智慧，巧妙维持根际微生物群的健康平衡”。不过，根系顶端的细胞分裂旺盛，会有更多的营养物质外泄，被吸引来的微生物群也更为复杂。周峰说，此次成果只是迈出了研究的第一步，未来他们还将不断完善这份微生物在植物根系上的“定居地图”，揭开这个存在于土壤之中的“地下朋友圈”的更多奥秘。 根系局部释放的谷氨酰胺调控根系微生物的空间定植模式 5年“不缺钱”科研，锚定“植物高效碳汇”拍摄3000多张实验图片、50多个视频，统计样本超过1500个，论文附了32个实验图表和6个视频……揭开一段未知，讲述一个完整的科学故事，中瑞两个团队5年来下了无数苦功。最让周峰感到幸运的是，这5年来，他的科研“没缺过钱”。来面试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时，周峰的心中有一些忐忑。这家规模不大的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已具有了世界一流水平，近年来更是重磅成果迭出。不过，他很快就被纳入其中，并加入了中心副主任王佳伟主持的植物高效碳汇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在国际上，植物碳汇已成为前沿竞争热点，尤其美国在这个领域投下了大量资源。”王佳伟十分看好周峰的研究，因为这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开辟出一个新领域。他解释，一旦解开微生物与根系作用的“黑箱”，不仅可以设计氨基酸类微生物肥料，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以让植物根系在微生物作用下进入土壤有机碳库，增强土壤的碳汇能力。除了中心给年轻的研究组长（PI）匹配的充足研究经费，周峰还从植物高效碳汇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获得支持，实验推进从未因经费而停滞。而且，中心对新PI实行“5年一评估”的宽松考核，鼓励他们冲击高难度、高水平的研究。除了一年一度的学术交流汇报，周峰几乎不用为别的事情分心。为了帮助年轻PI成长，中心还给他们匹配了资深PI作为成长导师。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主任张余就是周峰的成长导师，他告诉记者，该制度使进入中心的年轻PI成长迅速，5-7年拿到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的不在少数，“未来3-5年，我们还将引进20位左右PI，引进人才更重视研究方向和发展潜力，顶刊文章发表不是必需条件”。 周峰（后排中）研究组合影 为攻克难题，两国团队融洽到不分彼此“在当今国际形势，更应珍视全球合作。”周峰的博士后导师、此次论文合作者尼科·盖尔德纳教授高度赞赏这段长达5年的融洽合作，“唯有让全球科学家自由联通、携手合作，科学才能更快进步”。在科研文化上，分子植物卓越中心与洛桑大学高度契合。“他们提供资源，却不要求每个季度展示‘可预测的进展’，而是相信科学家会为取得突破性发现持续努力。”盖尔德纳认为，这份信任是成功的关键，“它使我们不仅能扎实攻关，更敢于尝试变革性的新方法”。周峰介绍，瑞士在构建根际微生物的菌株上有优势，而上海有强大的质谱检测平台，弄清了根系分泌物的成分，“此外还有微生物在根系上定植的观察与统计”。在德国同行的帮助下，他们首次在微观水平，建立起了“根系-微生物-营养物质”三者之间的互作桥梁。在韩斌院士看来，强强联手的国际合作，让这个过去感觉十分困难的课题，最终得以成功。周峰回忆，他们经常会在视频会议上，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一旦想到解决办法，马上会各尽所能地动手实验。“直到最后要定第一作者的顺序排名时，才发现工作几乎无法分割清楚，究竟谁做了多少。”周峰说，由于《科学》杂志的“共同第一作者”署名有前后顺序，他们只能向杂志声明：“两位共同第一作者在个人学术履历中均可将自己列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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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揭中国人遗传风险因子对阿尔茨海默关键影响 2025年10月2日，香港科技大学最新研究显示，一种名为TREM2 H157Y的遗传变异会显著增加中国人群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研究发现，这种遗传变异所带来的致病风险，与目前已知最强的阿尔茨海默症遗传风险因子APOE-ε4相近，能使病情迅速恶化和带来更严重的神经退行性病变。 这项研究是该领域首个针对中国人群多发的阿尔茨海默症遗传风险因子TREM2 H157Y遗传变异所进行深入的家族临床个案研究。研究成果已刊登于国际权威科学期刊Alzheimer’s & Dementia: The Journal of 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对疾病监测和病人照顾影响深远。 目前在中国内地，大约有1000万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症，预计至2050年，患者人数将飙升至5000万人。遗传因素占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症患病风险的60至80%，当中APOE基因是主要研究焦点，其次是TREM2基因。这两种遗传风险基因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普及率和风险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最常被研究的TREM2遗传变异R47H在欧洲人群中多发，但在中国人群却并不常见。由于大多数阿尔茨海默症基因研究均以欧洲人群为主，因此针对不同族群进行此类研究至关重要。 为填补此研究缺口，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HKCeND）建立了用于阿尔茨海默症研究的生物样本库（HKCeND Biobank），收集和整合了中国人群的临床数据、神经影像及多组学数据，成为研究TREM2 H157Y等中国人群多发遗传因子的关键资源，意义重大。这项TREM2 H157Y遗传变异的研究由科大校长、晨兴生命科学教授、神经系统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兼InnoHK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主任叶玉如教授领导的团队完成。 这次研究带来了多项新发现。临床个案研究显示，与非携带者相比，同时带有TREM2 H157Y遗传变异及APOE-ε4风险因子的患者，在早期阶段临床病情恶化速度更高。认知评估、神经影像学及阿尔茨海默症血液生物标志物分析显示，携带TREM2 H157Y遗传变异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其认知功能衰退更显著、神经退行性病变更严重，以及阿尔茨海默症病理更为严重。此外，血液蛋白质谱分析揭示了这些患者的免疫、血管及骨骼相关生理进程出现异常改变，这凸显了利用血液生物标志物来研究遗传风险因子如何影响阿尔茨海默症病理的潜力，为揭示阿尔茨海默症病理机制和开发新型疗法提供了全新视角。 叶教授表示，这项研究首次证实TREM2 H157Y遗传变异与更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病理和神经退行性病变相关。TREM2 H157Y遗传变异在中国人群的普及率凸显了针对中国人群进行基因研究的重要性。她还表示，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为及时干预和个人化疾病管理提供了关键资讯。研究有赖公众参与，以及临床医生和科学家的紧密合作，希望有效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更佳的治疗方案。这项研究获多个机构支持，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署旗下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研究资助局、创新及科技基金、周大福慈善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研究资助局联合科研资助基金，以及中国科学院与香港地区联合实验室辖下的脑科学联合实验室支持。临床个案研究则与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及威尔斯亲王医院的郭志锐教授合作完成。东方卫视、看看新闻Knews记者 俞骅 香港报道。看看新闻记者: 、东方卫视记者 俞骅编辑: 张慧斌责编: 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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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上的传奇"去世：掌握超400个黑猩猩用词 “当我与黑猩猩对视时，一个正在思考与推理的个体也在回望着我。”这是珍·古道尔在影片《珍》中的一句话。这部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2017年推出的纪录片，详细记录了这位动物行为学家在非洲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的身影。1960年，26岁的古道尔首次奔赴贡贝保护区（后升级为贡贝国家公园），与黑猩猩群体亲密接触，此后便是38年的野外科研生涯。在踏足贡贝保护区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古道尔就完成了两项轰动世界的发现：黑猩猩并非素食主义者，以及它们会使用工具。后者直接重塑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定义边界。 2017年，珍妮·古道尔为宣传迪士尼自然电影《诞生在中国》在美国纽约拍摄肖像 图/视觉中国纪录片中，穿着标志性卡其色短裤与绿色衬衫的年轻学者，此后成了国内中学生物课本中“黑猩猩的朋友”“古道尔奶奶”。她引领的贡贝黑猩猩研究项目进行了65年，至今未停。她也是珍·古道尔研究所创始人、联合国和平使者。在生命的终末，她仍辗转于世界各地的演讲台，讲述着动物福利和环境保护的议题。当地时间10月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巡回演讲期间，古道尔因自然原因离世，终年91岁。这一次，这位动物保护者的精神领袖又走下了讲台，重归深林。真正的“猩语大师”从坦桑尼亚西部核心城市基戈马出发，乘船约4小时，便能到达贡贝国家公园。行走在贡贝溪畔的游客，常能听到森林深处突然爆发的某种呼喊声。这喊声始于一串低沉的号召，很快，其他十几个相似的声音应和叠加，逐渐昂扬，直至成为此起彼伏、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啸。这是黑猩猩群体的一种仪式，参与者可以通过声音风格来辨别彼此。演讲时，古道尔常会模仿黑猩猩的叫声，并告诉听众这些声音表达的意思。有善意，有愤怒，也有哀伤。将自己视作黑猩猩群体的一员，也许是古道尔研究最离经叛道的注脚。1934年出生于伦敦的古道尔，从小就喜欢动物，有一张和黑猩猩玩偶的合照广为流传。宿命般地，她在1957年的一次非洲之旅中结识了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路易斯·利基，后者是剑桥大学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利基得知古道尔没有本科学位，但仍被这个熟知各种野生动物习性的姑娘打动，推荐她去贡贝保护区研究黑猩猩。于是，古道尔被剑桥大学接纳，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本科学位便获准攻读博士的人之一。为了打入黑猩猩内部，1960年7月，古道尔直接开启丛林生活，住简陋帐篷，在溪流中洗澡。黑猩猩对擅闯领地的不速之客抱有极强的戒心，也曾对她发起攻击，但古道尔通过效仿黑猩猩呼声和动作来与之沟通，与它们吃同样的果子。就这样坚持数月，黑猩猩的攻击意图几乎消失了。她终于成了一只“白猩猩”。 2008年，珍·古道尔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动物园观察一只大猩猩 图/视觉中国最先对她释放善意的黑猩猩，古道尔叫它“灰胡子大卫”（David Greybeard）。她喜欢按照特征为研究个体起名字，而不是用传统的编号，从而与每一个个体都建立起情感联结。这样的研究行为在学界引发了长久争议，反对者认为其违反了科学研究中立、客观、理性的原则，且侵入式研究对动物群体本身的习性可能产生影响，进而造成结果的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古道尔的研究拿到了所有中立观测者都未曾接触过的一手材料。在对“灰胡子大卫”的观察中，古道尔发现它会去掉植物茎秆上的叶子，将其插入蚁穴“钓”白蚁。彼时，“使用工具”仍是区分人与动物的铁律之一，古道尔的发现直接将其抹去。利基面对这一发现时也惊呼：“现在我们要么重新定义人类，要么重新定义工具，否则就得接受黑猩猩也属于人类。”基于在贡贝保护区5年的研究，古道尔于1965年完成论文《贡贝保护区自由生活黑猩猩的行为》，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古道尔陆续发现了黑猩猩群体之间的战争、同类相食、互相梳理皮毛联络感情、久别重逢后搂抱亲吻等秘密。于是人们知道，黑猩猩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有着超出想象的相似性。古道尔掌握的黑猩猩所用词语超过400个，是真正的“猩语大师”。她在2002年的一次TED演讲中说道：“我们终于明白，人类与动物之间，从来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她也向听众带来了来自坦桑尼亚的问候——一连串“呜呜呜”的叫声。那是她在模仿黑猩猩和同类打招呼。“那个拥抱”古道尔离世后，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传递哀思，其中转发最多的一条视频，是古道尔2013年在刚果共和国的一个工作切片，被网友们称为“那个拥抱”。视频里，她和团队正在放生一只从非法野味贸易中解救出的黑猩猩。爬出笼子后，黑猩猩在陌生的丛林环境逡巡几步，靠近饲养员，似在表达不舍，然后爬回笼子上方，伸手抱住了古道尔。这个拥抱持续了十余秒。 2013年，刚果共和国，一只黑猩猩在放生过程中拥抱了珍·古道尔 图/珍·古道尔研究所官方视频截图“没人知道它当时会想要做什么……这个拥抱所蕴含的温度让我铭记终生。”古道尔在视频中说道。博士毕业后，古道尔回到丛林，在贡贝保护区建立了专门针对黑猩猩的研究中心。在一次跨越保护区上空的飞行中，她目睹了这片狭小林带正被村落包围蚕食，以及村落中贫穷绝望的民众、毁林后裸露的山地。她逐渐认识到，动物保护不能只谈科学，而是要先修复公众意识。以研究中心为基础，珍·古道尔研究所于1977年成立。贡贝国家公园成了黑猩猩及其栖息地的全球保护中心。该机构在全球设有20多个办事处，其在非洲开展的以社区为中心的保护和发展项目已成为该类项目的标杆。“根与芽”则是珍·古道尔研究所旗下的全球青年项目，始于1991年。那年的一个午后，古道尔在自家后门廊道上和十多名坦桑尼亚当地青少年会面，谈论他们亲历的保护项目、遇到的棘手事件和关于未来的担忧。这群青少年便是“根与芽”初创团队的一部分。目前，该组织在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上万个活动团体，激励了大量年轻人参与环保事业。古道尔一生创作了超过27本成人和儿童读物，并出现在众多纪录片和电影中。2019年，《国家地理》杂志开办“成为珍”巡回展览，聚焦她的毕生创作，目前仍在美国各地巡展。她的最新作品《希望之书：艰难时期的生存指南》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她个人所获奖项和荣誉也不可胜数，包括在2002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使者。作为动物保护主义者，古道尔总是被问及“它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这类问题。“希望不代表坐在那儿一厢情愿。”在她眼中，希望是长长的黑暗隧道尽头的一颗小星星。“坐在隧道口指望希望降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加油干……爬过去，钻过去，绕过所有横在我们通往那颗星星之间的障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古道尔每年都有超过300天在外奔走游说，访谈、演讲、合作项目无数。耄耋之年的她，从一个工作地点到另一个，常常都是跑步前进。不知何时，英国当地媒体开始称她为“奔跑的特蕾莎修女”。直到生命最后，她仍在为一个跨越民族、宗教乃至物种的信念而奔跑着。如今，人们已很难将古道尔定义为一位只为动物发声的保护者了。贡贝国家公园周围村落的长老和群众都曾对媒体表示，珍·古道尔研究所在本地开展的工作帮助他们提升了收入，改善了医疗和教育状况。“黑猩猩的朋友”心中的天平，似乎早已向人类方向倾斜。不过，与成为环保主义者之后的人生相比，古道尔和黑猩猩共度的时光还是更让她惬意。珍·古道尔研究所建立初期，在和坦桑尼亚政府官员探讨耕地保护政策时，古道尔曾说：“我毕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贡贝森林中度过的呀！”记者：周游编辑：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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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科研机构"捡漏"人才乐开花：多亏特朗普 （原标题：欧洲人“捡漏”乐开花：多亏特朗普） 文 观察者网 柳白 “多亏了特朗普，我们才看到这场人才涌入！”奥地利科学院院长海因茨·法斯曼说。 在移民政策收紧和科研经费锐减等多重因素挤压下，美国科研人才外流愈发严重，“捡漏”的欧洲人则欣喜不已。 美国“政客新闻网”9月29日获取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顶尖研究人员正加速迁往欧洲等地，欧盟科研基金项目吸引的美国申请者数量在最新一轮招标中增加了五倍，可以说是对特朗普政府削减科研经费、压缩学术自由环境的直接回应。 报道认为，美国本土研究人员对欧洲科研资助资金的这股新兴趣浪潮，与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学术研究环境日趋恶劣脱不开干系。 这一趋势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来说是一大胜利。 针对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学术项目资金的举措，冯德莱恩本人牵头推动了吸引美国研究人员的相关工作。欧盟通过强调学术自由，并为有意迁往欧洲的研究人员增加资金支持，成功将自身定位为科研人员的“避风港”。 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 欧洲研究委员会（ERC）是欧盟于2007年成立的研究基金组织，负责资助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项目。该机构今年春天宣布，将针对希望从美国迁来的研究人员提供的额外资金，从100万欧元翻倍至200万欧元。 这意味着，这些研究人员在最长5年的期限内，最高可获得总计450万欧元的资助。 截至8月底的最新一轮申请数据表明，这一激励措施大受欢迎。本轮申请中共有114份来自美国的申请，而2024年欧盟该项目仅收到23份美国本土申请者的提案，增幅达400%。 不过该项目的总申请数从2534份增至3329份，仅增长31%。其中，英国提交了538份提案；在欧盟内部，意大利（445份）和西班牙（240份）是提交申请最多的两个国家。 其实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各国、各地区、高校及研究机构均已启动相关计划，借助美国削减科研资金的契机吸引人才。 9月中旬，欧盟科研委员卡特里娜·扎哈里娃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已有超过70项国家级和地区级举措旨在吸引研究人员。” 奥地利科学院本周宣布，通过今年6月启动的一项为期4年的新研究人员资助计划（fellowship scheme），已有25名研究人员从美国科研机构迁往奥地利。该科学院称，这一“人才流入”（brain gain）现象直接源于特朗普政府在学术与科研领域实施的政策。 图为奥地利科学院“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视角和国际网络，这是奥地利科研的一大收获，也是提升我们科研在国际上能见度的重要推动力。”该院院长海因茨·法斯曼在声明中说。“多亏了特朗普，我们才看到这场人才涌入。” 美国《纽约时报》早前就注意到，随着美国政府削减科研预算并收紧移民政策，中国和欧洲掀起人才招聘热潮，争相为顶尖科研人员提供资金支持与职业稳定性，吸引人才入驻。 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多名美国顶尖科学家警告称，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科学界的这波“连招”，已引发严重人才流失，正危及美国长期以来的科研模式，及其在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媒援引《自然》杂志的分析称，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中国和欧洲学者申请美国研究生或博士后的数量急剧下降，甚至陷入停滞；与此同时，美国博士后与研究生申请海外职位的数量却显著激增。 除了人才流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科学系主任理查德·胡加尼尔还担心，美国将被国际科学界日益孤立。因为外国科学家都不愿意来到美国，他被迫取消了原定在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组织者本考虑将会议移至英国牛津，但后来又发现，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也因担心无法返美而拒绝出国参会。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玛西娅·麦克纳特叹息，中国等其他国家为科研生涯刚起步的科学家们提供了更稳定的职业发展，“他们将招募到全球最优秀、最聪明、最有经验的人才。”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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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研人员提出固态锂电池界面调控新方案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记者胡喆）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团队近日在固态锂电池领域取得突破，为解决固态电池界面阻抗大、离子传输效率低的关键难题提供了新路径。该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 固态锂电池因其高安全性和高能量密度，被视为下一代储能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然而，传统固态电池中电极与电解质之间的固-固界面接触不良，导致离子传输阻力大、效率低，严重制约其实际应用。 研究团队利用聚合物分子的设计灵活性，在主链上同时引入具有离子传导功能的乙氧基团和具备电化学活性的短硫链，制备出在分子尺度上实现界面一体化的新型材料。该材料不仅具备高离子传输能力，还能在不同电位区间实现离子传输与存储行为的可控切换。 科研人员介绍，基于该材料构建的一体化柔性电池表现出优异的抗弯折性能，可承受20000次反复弯折。当将其作为复合正极中的聚合物电解质使用时，复合正极能量密度提升达86%。此项研究为发展高性能、高安全性固态电池提供了新的材料设计思路与研究范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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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珍·古道尔：“不能只靠科学改变世界，我们还需要希望” 珍·古道尔博士（Dr. Jane Goodall，1934-2025），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与环境保护主义者，于2025年10月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91岁。去世时，她仍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继续其长期致力于环境教育与公共倡导的使命。古道尔博士1934年生于英国伦敦，自1960年起在坦桑尼亚贡贝溪国家公园展开对野生黑猩猩的长期田野研究，其发现黑猩猩会制造并使用工具，打破了当时人类独有的定义，深刻改变了灵长类动物学与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范式。1977年，她创立“珍·古道尔研究所”，1991年发起面向青少年的“根与芽”计划，将科学研究与环境教育、青年赋权相结合，留下了横跨科研与社会行动的深远遗产。 珍·古道尔于1965年12月22日现身贡贝溪国家公园（坦桑尼亚），参与CBS电视台特别节目《古道尔小姐与黑猩猩世界》的录制，该节目于当日首播。我第一次见到珍·古道尔的时候11岁，也可能十岁，那时候她要来成都市龙江路小学给我们开展儿童动物教育活动。那时候我非常兴奋地告诉家里人，明天珍古道尔要来我们学校啦！家里人问我她是谁，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是个非常厉害的外国人，那时候没怎么见过外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学者。学校选拔了好几个英语好的同学去接待她，我英语不太好，没有入选。我坐在了当时那个汇报大厅里，第一次知道了动物学家这个词，而她那时已年老，慈祥的看着台下一片叽叽喳喳。后来我逐渐知道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人，虽然我自己并没有走上动物研究的道路，但是我总听见她活跃在不同的青少年平台里，前半生献给了森林，后半生又献给了社会的花园。所以当我看见她去世的消息时，突然从童年的缝隙里吹过来一阵和煦的风。我们当时是小学生，所以她自称古道尔奶奶。我是曾经被她温柔教导过的年轻人，教导的不仅是对动物研究的热情，而是对整个地球的温柔相待。一、在森林中重新认识“人”1960年，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英国女性，在母亲的陪伴下，抵达了东非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她没有学术头衔，也没有正规科研训练，唯一的行囊，是一颗对自然毫不妥协的热爱之心。这就是珍·古道尔的科学之旅的起点。她是以非正统的方式进入这个领域的。她给观察到的黑猩猩取名字，而不是编号；她记录它们的情绪、亲密、冲突，甚至哀悼与悲伤，这些当时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主观”甚至“浪漫”的行为。在那个科学讲求客观、抽象与距离的年代里，古道尔选择贴近、注视与共情。这并非出于方法论的无知，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伦理选择，她相信，理解非人动物，不应该以“人类的冷漠”作为前提。这一贴近，带来了颠覆性的发现。1960年10月的一天，她目睹了一只名叫“大卫·灰须”的雄性黑猩猩，用树枝剥去树皮，伸入蚁穴捕鱼取食。这一行为震惊了当时的西方科学界，因为在那之前，“制造并使用工具”一直被视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最根本的界限之一。她在报告中写道：“如果人类是因制造工具而成为人的，那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定义‘人’。” 《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剧照这一发现引起了她的导师、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Louis Leakey）的极大兴趣和支持，并最终促成了国家地理频道的资助与拍摄，使她的研究得以延续、扩展，并获得全球关注。正是从这一刻起，贡贝的黑猩猩成为了连接人类与自然之间一条关键的情感和认知通道，而珍·古道尔，也成为了那条通道最早也是最温柔的守门人。她后来的研究还表明，黑猩猩并非“自然中的高尚野兽”，它们也有侵略、领土争斗和内部冲突的能力。它们会团结起来袭击其他群体，也会照顾孤儿、安慰受伤的同伴。她并没有因为“它们像我们”而一味美化它们，而是让我们看到：人类并非从野兽中“净化”而来，而是与其他动物共享着复杂而多面的情感谱系。在森林的注视之下，她重新定义了“人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低姿态、也更真实的自我认知坐标。这些是我长大后了解到的，可我最终对动物研究并无个人兴趣，真正让我为她感动的是她走出森林之后所做的一切。二、从森林走出，为森林发声珍·古道尔并未一直停留在贡贝的森林里。她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记录、理解，也亲密地参与了一群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开始渐渐远离她最初走入的那片密林，不是因为厌倦，也不是因为年老，而是因为她发现：如果不去改变森林之外的世界，森林之中将不复存在。她发现，黑猩猩面临的最大威胁已不是猛兽或疾病，而是森林被砍伐成农田，被道路切割，被矿井掏空。她在一次田野调查中亲眼看到原始森林变为焦土，而黑猩猩被当作“宠物”偷运、交易，甚至食用。贡贝不再是一片宁静的庇护所，它已被无形的市场、政策与人类欲望的延伸所包围。于是，她走出了森林，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没有家的旅程”。从世界自然基金会到联合国气候大会，从偏远社区学校到城市讲坛，她不再是那个在望远镜后静静书写田野笔记的科学家，而是一个扛着森林的诉求穿梭于各国政坛与媒体之间的公民环保主义者。她常说：“我们不能只靠科学改变世界，我们还需要希望。”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践策略。她从未对公众使用高深的术语或学术威权姿态，而是用故事、情感、连接，去抵达每一个听众，从国家元首到乡村教师，从小学儿童到濒临放弃的环保志愿者。她将自然保护从“物种”与“栖息地”的概念，转化为一种与人类日常伦理深度交织的公共议题。她呼吁人们关注消费链条背后的森林砍伐，思考一块巧克力背后的热带雨林，理解一台手机的制造为何关系到刚果黑猩猩的生存。她倡导“人、动物与环境三位一体”的保护视角，正是对割裂式科学方法的一种温和抵抗。这一转变，并未让她失去科学的严谨性，反而让她成为科学在人类社会中可持续存在的一个生动范例。她不是象牙塔里的女智者，也不是环保组织的明星代言人，她是一个奔走在机场、讲台与森林之间的“信使”，不断传递着一个朴素却极其困难的理念：万物有灵，人不独尊。三、“根与芽”：守护者，启蒙者“只要根深，就一定会发芽。只要芽破土，就没有石头能阻止它向上生长。”这是珍·古道尔在无数青少年面前重复过的一句话，也是她所创立的“根与芽”（Roots & Shoots）项目名称的由来。1991年，在坦桑尼亚的家中，她与12名当地中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对于环境与动物保护的担忧。孩子们提到塑料污染、偷猎、流浪动物、滥砍森林。那一次简短的聚会，后来发展为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0000个活跃团队的青少年环保网络。而她本人，则成了这个网络最年长的“志愿者”。她深知：如果未来要改变，那么必须从孩子开始。她坚信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唤醒责任感和创造力。“根与芽”项目没有统一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团队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社区问题，自主提出方案、发起行动。她赋予了年轻人信任，也赋予了他们现实行动的权利。这一理念在中国，尤其生根发芽。自1994年首次访华起，珍·古道尔陆续走访了北京、成都、上海、昆明、广州等几十座城市。她戴着标志性的马尾辫与棕色披肩，走进学校、社区、大学课堂、动物园、山野保育区，和孩子们面对面地交流。在很多中国孩子心中，她不是遥远的科学家，而是亲切的“古道尔奶奶”。 珍·古道尔在中国科技馆参加根与芽30周年庆典。图片由根与芽北京提供她曾在北京的演讲中说：“我看见中国的年轻人眼睛里有光，那是改变世界的光。”这些年，已有数百个“根与芽”团队在中国成立，从保护城市候鸟、改善校园食堂垃圾分类，到推动动物保护立法咨询、农村环境教育实践，她所撒下的种子，已在这个辽阔国度的角落悄然萌芽。她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在成都，她参与大熊猫保护交流，也走访道教文化场所，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云南，她和少数民族孩子一起种树，听他们讲村落与动物的故事。在香港和台湾，她则鼓励青年志愿者把行动视为一种“信仰”，而不是任务。对很多参与“根与芽”的中国青少年来说，她的魅力并不止于“科学家”的身份，而在于她那种深信“改变是可能的”的能量。她的语气总是温和的，但言辞从不回避现实的重量；她面对的常常是最年幼的听众，却总是给予最认真的回应。 珍·古道尔参加十三邀对谈节目截图她讲述森林，也讲贫民窟；讲黑猩猩，也讲人类的暴力；讲气候危机，也讲如何用双手植下一棵树。这种平衡的叙述方式，让她成了“行动主义”的一个伦理榜样：不高声叫喊、不制造恐慌，而是以耐心、温柔和长期主义，播种下一代人的觉醒。当年那个在你我学校里微笑着走进教室的银发老人，可能只是短暂停留。但她留下的那些“根”与“芽”，早已在我们之间悄悄发出声音，并指向了一个仍未完成的未来。四、直到最后一天，她都在发声对于珍·古道尔来说，“退休”这个词似乎从未存在于她的词典中。她晚年的生活，比任何一个中年人都要忙碌。机场、演讲厅、中学教室、联合国会议室、偏远村落，她拉着一个帆布小包，穿着素朴的衬衫和夹克，几乎年年奔波于五大洲之间，平均每年超过300天在旅途中。有人笑称她是“永远在地球上的候鸟”。她知道时间所剩无多，但她从不慌张。她的每一场演讲，都是一场低声而坚定的祷告。她不高谈阔论，也几乎不做任何意识形态的输出，她讲故事，关于一只母黑猩猩在失去孩子后久久抱着尸体的哀伤，关于某位乡村教师如何带着学生清理山坡上的塑料垃圾，关于她自己童年时在伦敦后院观察鸡的一整个下午……这些故事不宏大，但在她声音的弧线上，像种子一样掉入听众心里，然后发芽。2025年9月，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周，她仍在美国进行为期半月的巡回演讲。这是“希望之旅”的延续，她早已知道自己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拒绝取消任何一场与青少年的见面会。她甚至坚持接受播客节目的专访，和年轻主持人谈起气候危机、人类责任，还有爱与勇气。她的晚年并不只是反复重述过去的研究成果，而是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语言，以进入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语境中。她熟悉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也理解视觉文化的感召力。她甚至愿意参与年轻人喜欢的访谈节目，从“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物”聊到“你对AI时代的看法”，没有傲慢，也没有距离感。她做的，已经不只是科研、教育或宣传，而是一种几乎宗教性的传递，让人类在快速奔跑的现代性面前，慢下来，回头看看，记得我们本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方式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五、温柔即力量：一种跨越物种与国界的伦理遗产在这个世界上，能称得上“科学家”的人不在少数，但像珍·古道尔这样，把科学的精神从实验室带入日常生活、从数据表延展到道德关怀的人，却寥寥无几。她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从事实验科学，不曾拥有一间充满精密仪器的实验室，不曾在显微镜下操纵分子或基因。她的“实验室”是热带森林、是野外营地、是孩子的眼睛、是城市边缘的废弃地。作为一位非体制内的科学女性、一个“非典型”的研究者，她却用她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对科学最纯粹、最深沉的坚持。她坚持的是观察，是经验，是长期主义，是尊重事实而非立场。她不热衷用理论去定义行为，而是用行为去拷问理论；她不急于提出新概念，而是通过持久的在场，缓慢地、忠实地记录每一次生命的涌现。她也没有追求“发表即意义”，而是以科学作为理解世界、改变现实的起点。这种不喧哗的坚持，本身就是对现代科学功利化倾向的有力回应。而更重要的是，她教给我们一种更温柔、更开放的态度，不只是对动物，对自然，对科学本身，也是对彼此。她几乎从未在演讲中激烈地去批判“人类”，而是邀请人类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她从不把环保主义变成道德高地，而是以一种近乎母性的方式，温柔而不妥协地召唤行动。她相信改变发生于每一个微小的、具体的场景之中，一棵树、一只鸟、一个孩子的念头、一个陌生人被唤醒的瞬间。 《家有儿女》截图因此，她的影响跨越了学科，也跨越了国界。她不是一位只属于灵长类动物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她是许多不从事动物研究的人们心中的一盏灯。在地球议题越来越政治化、意识形态对立日益尖锐的当下，她始终坚持一种不设防、不分你我的姿态。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组织儿童共学小组，也在刚果与卢旺达边境促成跨境环保行动；她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时代坚持访华，与中国孩子谈自然，也不避讳谈生态忧患。这种“无分别心”的工作方式，并不意味着空洞的中立，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伦理信念：每一个生命体、每一片生态空间、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值得被倾听、被鼓励、被保护。而她的这种坚持在她的步履之间，在她重复了数百次的句子中，在她面对提问时的静默里，缓缓传递。而这，也许正是我们在她离去之后，最该传承的一种力量：温柔地，坚持着。结语珍·古道尔已经离开了。在她度过了九十一个春秋之后，那颗为世界奔走了大半个世纪的心脏，终于安静下来。而这个世界，仍然喧嚣如故，森林依旧在退缩，塑料还在漂浮，战争仍在继续，动物与孩子，仍需要被保护的理由。在她的注视之下，一代又一代人学会了如何把科学和情感连接，如何把观察转化为行动，把无力转化为可能。她教会我们不仅要知道“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更要去问：“我能做什么？”这句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无数学校、田野、社区、少年心中留下了回响。而我依然记得那天，在成都的府南河畔里，那个年幼的自己第一次听到“动物学家”这个词，第一次感受到，一位年老的外国人，会为地球上的每一只猿类、每一个孩子、每一棵树说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不懂什么是行动，但她坐在那里，安静地讲述，像在播种，像是在对我们说：“你们要走得更远。”今天我们写下这篇纪念文，不只是为了哀悼一个生命的终止，而是为了提醒自己：她留下的不是遗产，而是一种未完成的对话，一种持续进行中的邀请。她走了，但她开启的路依然在延伸，而这条路，没有地图，只有方向。那方向是：温柔地、坚定地、为了更美好的地球去生活。理想主义会被唱衰，而愿意有人永远为它守住烛火。Abrams, Douglas Carlton, and Jane Goodall.The Book of Hope: A Survival Guide for Trying Times. New York: Celadon Books, 2021.（中文版：《希望的理由》，中信出版社，2022年）Goodall, Jane.In the Shadow of Ma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中文版：《与黑猩猩为邻》，江苏人民出版社 / 三联书店）The Chimpanzee Family Book. New York: North-South Books, 1989.Seeds of Hope: Wisdom and Wonder from the World of Plants. With Gail Hudson.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3.Goodall, Jane, dir. Miss Goodall and the Wild Chimpanzees. CBS News, 1965.Knauer, Lorenz, dir. Jane’s Journey. Produced by NEOS Film and Animal Planet. Germany: 2010.Morgen, Brett, dir. Jane. National Geographic Documentary Films, 2017.National Geographic, dir. Jane Goodall: The Hope. Disney+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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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去世，享年91岁 珍·古道尔研究所网站10月1日发布消息，该研究所的创始人珍·古道尔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1岁。 珍·古道尔研究所介绍，她是勇气与信念的杰出典范，毕生都在不懈努力：一方面提高人们对野生动物所面临威胁的认识、推动自然保护事业；另一方面，她还致力于启发人们建立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更和谐、更具可持续性的关系。 珍·古道尔研究所 珍·古道尔生于1934年4月3日，自幼时起，珍·古道尔便对野生动物怀有浓厚兴趣，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自然界的书籍。 珍·古道尔的全球知名度源于她在坦桑尼亚贡贝溪国家公园持续65年的野生黑猩猩研究。 1960年7月14日，珍·古道尔首次抵达坦桑尼亚贡贝溪。正是在这里，她对黑猩猩的行为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并取得了一项开创性发现：黑猩猩会使用工具。这一观察结果也被认为 “重新定义了‘人’的含义”。 1965年，珍·古道尔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贡贝溪保护区内自由生活黑猩猩的行为》。起初仅计划持续三个月的研究，最终发展成一项持续数十年的卓越研究项目，且至今仍在进行中。 联合国网站 1977 年，珍·古道尔创立了珍・古道尔研究所，最初旨在为贡贝的研究项目提供支持。如今，该研究所已在全球设有25个办事处，开展各类多样化项目。 2017年，珍·古道尔成立了珍・古道尔遗产基金会，以确保她毕生创立的核心项目能持续稳定地推进。 2002年，珍·古道尔·古道尔担任联合国和平使者，随后，她一直在努力，帮助联合国关注环境问题。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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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设计亮度最高：我国探索微观世界的巨型X光机今年年底试运行 IT之家 10 月 2 日消息，据央视新闻报道，“十四五”期间，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布局的 6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已有 4 个通过国家验收正式运行。世界上设计亮度最高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也将在今年年底开启试运行。 据IT之家了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外形酷似超级放大镜，其设计亮度极高，能够产生比太阳亮万亿倍的光，是观测物质微观世界的大国重器。2019 年，该光源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开工建设，今年 3 月启动带光联调，预计 11 月各项性能指标将全部达标，12 月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这台巨型 X 光机通过发射 X 光射线，能够帮助科学家更细致地观察微观物质世界，从而解决航空航天、能源环境、生命医药、新材料研发等诸多领域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其储存环加速器里的电子具有高达 60 亿电子伏特的能量，将可以发出亮度相当于太阳光的一万亿倍的光。它主要由直线加速器、增强器、储存环和光束线站构成，通过加速电子、生产光。目前，光源已建设有 14 条光束线站供科研人员使用，未来还将建设多达 90 条以上的光束线站，能够容纳至少 90 个科研团队同时开展实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速度和创新力量。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工程技术人员仅用 3 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土建部分的建设。2023 年 12 月，光源储存环主体设备安装完毕，全部磁铁的安装精度误差小于 50 微米，创造了中国奇迹。在设备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攻克了诸多难题，如 6 毫米狭缝真空盒的镀膜和抽真空问题，这在国际上也是难题。从 1990 年我国建成第一代光源 ——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到如今的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35 年间，我国观察微观物质世界的能力不断提升。这背后是中国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不断探索未知物质世界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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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变迈出重要一步！两年后演示发电，2030年点亮第一盏灯 央视新闻消息，10月1日，位于安徽合肥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BEST装置主机关键部件——杜瓦底座研制成功并顺利完成交付，成功精准落位安装在BEST装置主机大厅内，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建设步入新阶段。400余吨杜瓦底座今天成功安装就位10月1日上午完成吊装的杜瓦底座是BEST装置主机的首个真空大部件，也是国内聚变领域最大的真空部件。该底座直径约18米、高度约5米，总重量400余吨，是BEST主机系统中最重的部件，将位于整个BEST主机的最底端，用来承载总重约6700吨的主机。杜瓦底座安装精度高，落位偏差不超2毫米 杜瓦底座的安装精度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需要极高的吊装精度。安装中表面水平高差需控制在15毫米以内，落位位置偏差不超过2毫米。为BEST装置后续核心部件安装和调试奠定基础杜瓦底座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牵头的项目联合团队研制。团队相继攻克了高精度成型和焊接、毫米级形变控制、高真空密封等关键技术。杜瓦底座的制造交付和落位装配，为BEST装置后续核心部件的安装和调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我国聚变研究工程应用研究道路上的重要进展。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雄一：杜瓦底座安装完成之后，就标志着大部件的安装就要开始了，随后相应的像磁体、真空室等重要的核心部件就要安装在杜瓦底座上，最终我们会把杜瓦底座封闭起来，形成一个真空环境来确保托卡马克的运行。BEST预计两年后建成，并演示聚变能发电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英文简称BEST，是我国在合肥正在建设的燃烧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装置采用紧凑高场超导托卡马克技术路线，运用高性能超导磁体、氘氚聚变燃料等新技术，将首次在国际上演示核聚变发电。2025年5月，BEST的总装工作正式启动，预计将在两年后建成，并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聚变能发电演示。到2030年，有望通过核聚变点亮第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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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型无人机物流航线首飞 架起“空中货运走廊” 四川在线记者宁宁10月1日，记者从四川腾盾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获悉，9月30日凌晨1时，由该企业自主研制的大型四发商用无人机装载生鲜特产自成都淮州机场起飞，约2小时后平稳飞抵达州河市机场。4时，载有达州造电子器件和生鲜产品的无人机再次起飞，于6时降落成都淮州机场。这标志着四川首条大型无人机物流低空航线飞行成功，在大型吨级无人机货运物流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为今后常态化开展“空中货运”奠定了重要航线基础。 成都至达州大型无人机物流航线首飞大型无人机是指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50公斤的无人机，其运输难度主要体现在动力系统、极端气候等技术挑战和环境限制，其中跨城际、穿越人口密集区的夜航，对产品的可靠性考验极大。 成都至达州大型无人机物流航线首飞具体而言，本次执飞机型为双尾蝎D，翼展20米、机长10.5米、机高3.1米，最大起飞重量4.35吨，最大载重1.8吨，载重1.5吨时航程超1500公里。其搭载的智驾算法可结合航线坐标、海拔、气象等实时数据自动巡航，四台发动机配置能有效提升系统可靠性、飞行安全性、操作便捷性和任务适应性，可广泛应用于城市间低空物流运输等低空应用场景。 架起空中货运走廊此次成功首飞是四川低空场景应用的具体实践，接下来四川还将深入推进低空经济产业建圈强链，持续推动低空应用场景拓展，开通更多低空载人（载货）运输航线，打造高效、便捷的低空运输网络。素材由四川腾盾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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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二十乘组身穿“我爱你中国”文化衫 为祖国母亲庆生 10月1日，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国庆前夕，在距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执行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陈冬、陈中瑞、王杰，身穿印有“我爱你中国”字样的红色文化衫，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向祖国母亲送上生日祝福，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 ▲神舟二十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为祖国发来祝福作为两次在太空为祖国庆生的航天员，陈冬在视频中说，从亲历中国空间站三舱“T”字构型在轨组装完成，到如今空间站应用发展成果丰硕，这些成绩离不开工程全线的奋力托举，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在祖国母亲的生日来临之际，我们在中国空间站，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已在中国空间站驻留5个月的陈中瑞，分享了任务执行过程中的难忘经历。他表示，期间团队顺利完成4次出舱活动，每当身着舱外航天服在太空中遥望祖国大地时，心中充满了自豪和荣光。如今“太空菜园”也喜获丰收，见证着航天探索的神奇力量。“感谢伟大祖国，给予我们飞天逐梦的舞台，我们一定不负重托，守护好咱们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年轻航天员王杰则在视频中表达了此次“太空出差”的收获与决心。他坦言，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身处中国空间站的自己心潮澎湃，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快速成长。“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在中国空间站感觉良好。”王杰表示，接下来团队将继续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科学实验任务，同时做好迎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各项准备工作，圆满完成神舟家族太空接力中属于他们的这一棒。“我们在中国空间站祝福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陈冬、陈中瑞、王杰齐声说。红星新闻首席记者张炎良编辑 包程立审核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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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类脑，复旦两大前沿研究机构迎来10岁生日 9月29日，复旦大学两大前沿科学研究机构大数据学院、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迎来了建院十周年的生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致辞中向两院全体师生员工及海内外校友表示祝贺。他对两院未来的发展提出希望，将两院的发展进一步融入国家和区域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伟大实践中；面向十五五前沿发展重大战略领域，进一步从建设学科到发展战略领域；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升国际合作的能级，构建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新格局。 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副书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在致辞中指出，十年前，复旦大学以前瞻视野和创新精神，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大数据学院与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这一布局，不仅体现了复旦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使命担当，也是上海在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等前沿与交叉技术领域布局起跑的标志。十年来，两院始终坚持“四个面向”，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在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水平人才集聚、重大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他表示，上海市科委将以更大力度为复旦大学“当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先行者”做好服务、提供支持。一是支持服务复旦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在抢占前沿科技领域制高点上当尖兵。二是支持服务复旦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当尖兵。三是支持服务复旦提升开放合作能级，在融入构建全球创新网络上当尖兵。庆典现场，复旦大学与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建设“浙江杭州市上城类脑智能卓越创新中心”，推动校地合作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类脑智能“技术研发-产业孵化-市场应用”一体化发展。元智类脑健康校企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聚焦脑健康与智能医疗，研发筛查系统、探索数字疗法，为人民健康注入科技新动能。2015年，复旦大学应未来之势，深植多学科沃土，率先创立国内首个大数据学院与首个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前瞻布局数据智能与脑科学交叉前沿。恰逢全球科技范式深刻变革、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加速涌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重构的关键时期，两院以“先行者”的使命自觉，勇立潮头，在无人区筑基，在交叉点创新。原标题：《大数据、类脑，复旦两大前沿研究机构迎来10岁生日》栏目编辑：郜阳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来源：作者：新民晚报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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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国庆，申城两项科技创新工程迎来关键节点 上海科技大学透露，国庆节前夕，该校两项科技创新工程迎来关键节点——9月30日，“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建安工程全面交付使用，全面进入装置安装调试阶段；上科大2060研究院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首套装置成功开机运行——两项工程建设取得里程碑式进展，为庆祝新中国76周年华诞献上了一份科技贺礼。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SHINE）是实现关键领域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跨越的“国之利器”，在国际光子大科学装置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其建设规模和性能指标均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高效和最先进的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之一，形成独具特色、多学科交叉的先进科学研究平台，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新民晚报记者了解到，SHINE自2018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建安工程克服了超深隧道、超深基坑和地质条件差、周边建设条件复杂等艰巨挑战，成功实现了装置“零渗漏、毫米级沉降、微米级振幅”等特殊技术要求。建安工程的全面交付，是SHINE装置建设迈入新征程的起点。当天还举行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首套入场装置开机启动仪式。“Modular PtX Box：模块化绿色燃料枢纽站”成功开机运行。绿色燃料是交通能源转型的关键路径，该系统作为绿色燃料合成的关键技术验证平台，可实现绿色甲醇、乙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等柔性制备及创新技术的工程化验证。该装置高度集成、模块化设计，未来可与风光电站配套，为社区、岛屿、海上平台等提供分布式绿色能源保障。上科大副校长兼2060研究院院长朱志远介绍，未来，平台将以上科大园区作为实证场景，建设以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二氧化碳转化利用为核心任务的低碳复合能源实证试验平台，推动能源转型有关新技术走向市场应用。新民晚报记者获悉，首套装置启动运行后约3个小时，已收集到了甲醇产物。原标题：《献礼国庆，申城两项科技创新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栏目编辑：左妍 题图来源：上海科技大学来源：作者：新民晚报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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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二号最新影像！五星红旗与地球同框 今天（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了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任务探测器在轨飞行期间获取的探测器与地球合影图像，探测器上的五星红旗与地球同框。 此次发布的天问二号与地球合影图像由安装在探测器机械臂上的监视相机拍摄，鲜艳的五星红旗、白色的返回舱和远处蓝色的地球构成了一幅令人无限遐想的美妙画面。天问二号任务计划通过一次发射完成多项探测任务，包括对小行星2016HO3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此后再对主带彗星311P开展科学探测。目前，天问二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25天，其间开展了采样装置展开、电子设备自检等在轨测试，各项状态正常；空间环境载荷开机探测，获取有效科学数据。当前，探测器与地球距离约4300万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距离约4500万千米，在轨飞行正常。（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