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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登月，美国放弃火星采样返回任务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魏云峰】美国“太空政策在线”网站10日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近日宣布“阿尔忒弥斯2”号载人绕月任务最早将于2月6日开启，为此将在1月17日将“太空发射系统”运载火箭运至发射台。然而与NASA全力备战“阿尔忒弥斯”载人登月计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会在NASA预算中删除了与火星采样返回任务的相关拨款。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10日称，“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将持续约10天时间，可能会将宇航员送往比以往任务都更远的太空深处，其目标是“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波罗’计划以来首次实现人类登陆月球表面奠定基础”。执行“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包括NASA指令长里德·怀斯曼、宇航员维克托·格洛弗和任务专家克里斯蒂娜·科赫，以及加拿大航天局的任务专家杰里米·汉森。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的是，本次任务是“太空发射系统”运载火箭和“猎户座”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在此前的“阿尔忒弥斯1”号任务中，这对“火箭+飞船”组合仅进行了不载人测试。“太空政策在线”网站称，“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的发射时间已经一拖再拖。按照最新计划，该任务的发射窗口在2月6日至4月10日之间，NASA解释说，由于登月发射只能在地球和月球处于特定位置时进行，在两个月的时间窗口内只有15个可能的发射日期。BBC称，如果一切顺利，“猎户座”载人飞船安全进入轨道后，宇航员将测试飞船的操控性能，包括在地球轨道上手动操控飞船，练习转向和对准轨道，为未来的登月任务做准备。然后“猎户座”飞船将沿着“自由返回轨道”飞越月球后再返回，这样的设计能确保即使飞船的推进系统未能按计划运行，宇航员仍能安全返回。尽管在远离地球的太空中，辐射水平会高于近地轨道上的国际空间站，但在飞船的保护下，总体仍然安全。在此过程中，宇航员会检查“猎户座”飞船的生命维持系统、推进系统、动力系统和导航系统是否正常工作。他们还将作为医学试验对象，从深空传回数据和图像，测试在失重状态下小型舱室工作的情况。在飞船重返大气层时，宇航员将经历一段颠簸过程，并在美国西海岸附近的太平洋溅落。由于“阿尔忒弥斯1”号任务中暴露了“猎户座”飞船的隔热罩安全问题，而更换新一代隔热材料将严重推迟任务进度，NASA工程师的解决方案是改变飞船重返大气层的飞行轨迹，减少飞船在危险热环境中的暴露时间。NASA局长艾萨克曼近日已经批准该方案。美媒提到，即便“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进展顺利，真正执行载人登月计划的“阿尔忒弥斯3”号发射时间“最早也要等到2027年”，而更多专家认为实际要在2028年才有可能实现。目前将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的最终飞船选择尚未确定，可能是美国太空探索公司的“星舰”着陆器，也可能是蓝色起源公司设计的飞船。此外美国Axiom公司为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行走研制的新型舱外宇航服也尚未准备就绪。不过报道提到，尽管白宫有意在“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之后改用商业替代方案，但国会两党已展现出对现有“阿尔忒弥斯”计划坚定不移的支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2026财年预算法案，“国会已经屈服于白宫的要求”，将完成火星采样返回（MSR）计划所需的资源明确排除在任何已批准的预算之外。NASA官员发出信号，表明相关计划实际上已经终止。该计划旨在把“毅力”号火星探测器收集的火星样本送回地球，但由于项目进展迟缓和费用超支，“在获得火星样本方面很可能落后于中国”。MSR的总成本高达110亿美元，国会多次威胁要彻底废除这项雄心勃勃但耗资巨大的计划。尽管NASA在2025年1月发布了成本约70亿美元的精简版方案，但该方案在美国政府看来仍然过于昂贵，因此被明确排除在新预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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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算力像水和电一样方便取用（创新故事） 黄代勇 此前，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算力核心区域，我国成功完成全球首次单波400G与800G双速率混合组网试点验证，其中贵阳—广州作为试点之一，进一步推动算力资源的高效互联与协同发展。这一突破，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努力。 国家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后，贵州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之一，加速从“数据仓库”转向“算力工厂”。机遇摆在眼前，团队的攻关方向更加清晰。2023年，随着东数西算(贵州)智算中心项目落地贵州，我们团队致力于打造集通算、超算、智算于一体的绿色数据中心。我们把智算能力从最初的2P(1P约等于每秒1000万亿次计算速度)，做到如今超过1万P，如同将一方池塘变成湖泊。 既要建好算力，也要保障数据传输。过去网络层级较低，存储在贵州的数据跨省传输，多数得先到四川成都、广东广州等“中转站”周转，再传输到目的地。我们通过核心节点项目，把网络层级提升到核心层，开通了直达24个城市的直联专线，建成“贵阳—桂林—广州”低损耗光缆，时延较传统方式降低33%。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家企业，如果每日产生1PB(拍字节)数据(相当于50万部高清电影)，通过“贵阳—桂林—广州”的超高速通道，几分钟便可传到贵州，成本下降超30%。 除了海量算力和低时延传输，算力的高效调度也很重要。 为提高算力供需匹配效率，团队成功推动“息壤”算力调度平台落地贵州。这相当于一个算力传输的枢纽，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算力统筹和调度，满足各领域对算力的需求。通过“息壤”，算力像水和电一样方便取用。 以气象监测为例，贵州地质复杂，提高气象监测精度一直是难点。我们与贵州省气象局合作，推动轻量级气象扩散大模型的应用，不仅解决了传统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在算力需求和数据利用率等方面的瓶颈，还提高了短临降雨预测的精准度、时效性和分辨率，为防灾减灾赢得时间。 在科研攻关的同时，团队也想方设法加速成果转化。我们研发5G智慧工厂平台，搭载2000个智能终端，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生产、销售全流程数字化；我们打造化工“5G+数字孪生工厂”，通过机器狗巡检、智能安全帽监测，将厂区事故率降低40%，管理效率提升30%；我们引进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组建轻量化大模型团队，率先布局轻量化大模型的预训练工作。 展望“十五五”，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智能算力行业也将加速发展。目前团队正牵头建设贵州省人工智能实验室，将吸引更多算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贵州，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东数西算(贵州)智算中心项目负责人，本报记者苏滨采访整理) 链接 贵州持续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近年来，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2024年，贵州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多年来，贵州以建设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契机，逐步构建起“一中心、一基地、一平台”的数字经济产业格局。随着“东数西算”工程启动，贵州吸引多家企业落户，形成“云服务—数据存储—数据清洗加工—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生态。 目前，贵州在建及投运的数据中心50个，算力规模达150百亿亿次/秒，智算占比、国产化率、区域集中度均超过90%，成为全国智算能力最强、智算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贵州率先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培育数据交易市场，推动全国数据要素流通。 未来，贵州将继续聚焦算力、数据、应用、产业，大力发展以智算为重点的算力产业、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为重点的数据产业、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的人工智能产业、以数智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进一步发挥数智融合效能。 (本报记者苏滨整理) 《 人民日报 》( 2026年01月1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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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接力二十天 刘诗瑶 许 珺 资料来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从发现一道细微裂纹，到一艘应急飞船迅即升空并与中国空间站成功交会对接，仅用20天——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注定要镌刻在中国航天史上。 意外撞击!玻璃出现裂纹 一道玻璃裂纹，意外出现。 “落地一打开手机，收到的消息让我感到震惊。”2025年11月4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以下简称“五院”)的罗成乘飞机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本来是准备组织接下来的神舟二十号乘组返回任务。“接我们去酒泉的车变成了临时会议室，前后方的院领导第一时间召开电话会议，研判形势、形成决策建议。”罗成回忆。 这天上午，神舟二十号航天员正在为返回地球做最后的准备，进行舷窗检查时，发现神舟二十号飞船舷窗边缘有一个局部异常现象，玻璃上出现裂纹。乘组立刻向地面报告情况。 五院神舟飞船团队的贾世锦第一时间收到了现场照片。“有一个三角形的痕迹，尺寸不是很大，我们第一眼看到照片之后，不太好判断它是什么东西。”贾世锦说。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痕迹，神舟二十号航天员又在不同的角度与光线下，对异常位置进行拍照，还利用空间站机械臂上的摄像机从舱外对舷窗进行辅助拍照。 照片传回地面，专家们研判分析，统一意见：出现了裂纹，且是贯穿性的裂纹，即整个玻璃从内表面到外表面已经被贯穿了。 我国神舟飞船舷窗由三层结构组成，最外侧是防热层。返回大气层时，舷窗要承受1000摄氏度以上的摩擦高温，防热层作为第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这道裂纹，等于给安全开了个“口子”。 “中国的载人航天，从来都强调航天员‘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无论概率多小，都不放过任何可能的风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回忆，在评估会上，4个小时内，会议室里挤满了相关方面专家。巨大的显示屏幕上，那道玻璃裂纹的高清影像被放大数十倍，像一道考题，牵动着在场每个人的心。 飞船还可靠吗？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一场太空应急之战就此迅疾打响。 83岁的吴国庭是神舟一号舷窗玻璃的核心研发专家，他被紧急请入专家组。“舷窗这三层玻璃，外层熔融石英玻璃要扛得住高温，才能给中层和内层承压玻璃提供最稳妥的工作环境，现在得精准掌握裂纹对玻璃的耐受极限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他说。 经反复讨论，得出了一致结论：必须复现撞击裂纹，必须在有裂纹的基础上启动风洞烧蚀试验，才能给出最翔实的数据。 此刻，更多的单位和人员参与了进来。另一方面，任务总指挥部稳慎作出神舟二十号返回任务推迟的决定。宁肯慢一步，也决不拿航天员生命冒险! 神舟团队进入了“五线并行”的工作模式，围绕神舟飞船的各种仿真试验迅疾启动。在危急时刻，工程总体启动了“背对背”的研判方式。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互不通气，只为了从不同维度验证分析结论，确保每一个判断都经得起科学检验。 五院的田鹏，是神舟飞船团队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主动请缨，奔赴风洞试验基地，24小时几乎未合眼；吴国庭老先生晚上10点还到五院529厂查验热冲击试验结果，出谋划策；飞船返回舱研制人员用空气炮的实验方式击打舷窗玻璃，争取复现在轨裂纹。 人多智广，齐心协力。最终判定：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不满足载人安全返回放行条件。 有担忧、焦急，但工程上下没有任何迷茫和慌乱，而是迅速进入了作战状态。贾世锦说：“压力再大，我们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能把自己压垮了。” 几乎和飞船系统同一时间，发射场、飞控、火箭系统都迅速行动起来，多线并行，为下一个可能的飞船返回窗口和后续应急发射任务做准备。 飞船“改签”!把航天员接回来 经专家评估，空间站本身运行安全，可保证两个乘组在轨工作和生活。基于神舟二十号飞行乘组训练情况与神舟二十一号、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设计状态，任务总指挥部决定，2025年11月14日，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2025年11月25日，按照16天应急流程发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 “改签”不过区区二字，却牵一发动全身，需要数十余个分系统默契协同，数万人日夜坚守。 神舟飞船返程，通常采取5圈返回的方式。可是，停靠在中国空间站的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原定于2026年首次实施“3圈自主快速返回”方案返回地球。5圈变3圈，是一次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 “我们本来有充裕的半年时间，能够仔细准备3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案。现在被迫提前返回，方案打磨和风险识别周期被极致压缩，3圈方案还能成功吗？要不要还用5圈？”有科研人员提出疑问。 “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必须坚决完成。”五院神舟飞船团队胡军表态，道出了全体航天人的责任担当。 神舟飞船实现3圈自主快速返回，制胜关键是制导、导航与控制(GNC)系统。 飞船飞控大厅里，年轻人废寝忘食，开展复核复算、软件走查、程序优化。负责我国载人航天一期工程神舟飞船GNC分系统的王南华也来到现场指导，这位头发花白的84岁老人在接到神舟飞船应急任务时，只轻轻说了一句：“只要任务需要，我随叫随到。” 为了迎接英雄顺利回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着陆场不分昼夜，开启一轮又一轮着陆搜救演练。 “这么多年了，碰到这个事。你平时再怎么喊，行不行就看现在，能不能扛事就看现在。这种必胜的信心是必须有的。”一位航天人用朴素的话语道出心声。 2025年11月14日，神舟二十一号飞船的降落伞花如期绽放，在漫天似火的晚霞中格外美丽。 舱门打开，作为3次出征太空的英雄航天员，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陈冬出舱后，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工程全线也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感谢伟大的祖国，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难上加难!经受住极端考验 下一道大考：发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 无尽苍穹，神秘宇宙，有太多未知的风险。按照惯例，中国空间站上必须有一艘能够供航天员紧急撤离的飞船。 神舟二十号乘组已经搭乘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安然返回，发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成了必然选择。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二十二号发射任务采取16天的应急发射模式。 难，难上加难! 此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的发射任务密集展开，测试厂房资源紧张。原本需要一个多月来准备的发射任务，怎么保证在十几天内完成？ 在中国航天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当时，发射场内，多颗卫星发射任务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仅2025年11月份就有10余次发射任务，如果不能按计划实施，势必会影响后续甚至2026年的航天发射计划。 “那这些卫星到底打还是不打？发射场支撑发射的力量和资源是固定的，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任务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赵岩说。 “打!我们将实践三十号卫星发射计划向前调整3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说，发射场全体人员顶住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愣是完成了卫星的提前测试，为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腾出了测试厂房。 火箭系统面临一样的困境。 为了给发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腾出总装测试厂房，本来准备执行一箭三星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丙火箭发射队不得不提前转场、提前发射。 “本来说给5天时间转场，后来要求压缩至3天，后来再次接到通知，压缩至2天。”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二丙火箭发射队宋敬群说，当时心里不是很有底，但他们深知，每多抢出1天，飞船的发射任务就能赢得更多时间。 进度可以压缩，标准不能缩水。速度，必须建立在万无一失之上。 冬日的大漠荒滩，气温已跌至零下。火箭塔架冰冷如铁，操作人员却需脱下棉衣，换上单薄的防静电服进舱。从黄昏到深夜，发射塔架与总装测试厂房的灯火遥相呼应，如同戈壁中两座不灭的灯塔。 应急，更是对科学精神和严谨作风的极端考验。 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队陈牧野介绍，针对发射任务无人状态、飞船质量减轻等特点，团队对火箭飞行的总体方案进行了大量适应性分析，梳理风险点并完善形成了500余个质量确认表单。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队崔梦圆说：“虽然这次任务没有航天员搭乘，但大家都坚持按照载人航天标准来。”在发射准备的16天里，崔梦圆与团队连续奋战，每天在多个作业点位间轮转，边操作、边复盘、边优化，他说：“1个小时富余量都没有。” 无人发射跟有人发射相比，看似只是少了3个航天员，但给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整船的质量特性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需要做一系列严密工作。 贾世锦说：“原来有人操作的一些项目，现在无法让航天员操作；有一些故障预案，原来航天员可以进行处置，现在无法让航天员处置，所以必须重新完善预案。” 在飞船升空前的“空档期”，确保中国空间站安全平稳运行，始终“状态在线”，是另一重考验。 “平时是24小时值班，应急任务一来，就成了24小时‘冲锋’。”五院总体设计部范高洁说，飞控队伍每个人都像上了弦的发条，“所有飞行程序，我们都要严加复核，即使是小数点后几位的数值，也不允许有丝毫偏差。” 2025年11月25日，长征二号F遥二十二运载火箭托举神舟二十二号飞船，直奔“天宫”，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很多人自发起立鼓掌，拭去了眼角的热泪。 “这次事件是对整个工程全线的一个警示，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认为工作已经做到了100分。100分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必须向着那个方向不断努力。”贾世锦感慨。 真正的应急能力，不在于一时的“灵机一动”，而在于平时把科学求实、严慎细实刻进每一道工序，把每一次任务都当作下一次更大考验的预演。把非常变平常，这正是中国航天人最宝贵的精神之一。 由于航天员乘组编号通常与所执行的飞船任务编号一致，下一个乘组将被命名为“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这意味着“神舟二十二号乘组”在序列中永远空缺。 从返回舱出舱后，陈冬面对全国人民说了一句话：“人类探索太空的道路并不平坦，充满了困难与挑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在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的征程上，我们必将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 人民日报 》( 2026年01月12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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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桥：迎接人类进化的大航海时代 盛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创始人 陈天桥 钛媒体注：以大航海为喻，盛大集团、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创始人陈天桥提出，人类正处于生物增强的“新航海时代”，须从“治疗范式”转向“进化范式”，并呼吁建立包含探索者、资本与法规的治理体系，以及可治理、可协作、可追责的制度框架，以应对AI时代的文明挑战。1492 年，哥伦布从深蓝的尽头带回的，并不只是几座海岛的黄金，而是一种足以震碎旧世界秩序的文明能力：人类开始学会用一种新的方式面对未知，从那时候起“走得更远”变成一个可复制的社会工程。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发明并磨合出一整套把风险组织化、把未知标准化的制度底座：投资让冒险获得燃料，保险让灾难被定价，会计让远征可审计，航海宪章让权责可交付，地图与测量让世界可记录，港口与补给链让扩张可持续。从此，探索不再依赖英雄的胆量，而依赖一套可协作、可融资、可分工、可复盘的机器：把不确定性从运气，变成了工程。而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同等量级的节点上。新的边界不再是海平线之外，而是在我们自身的生物学之内。过去一百年，人类在生物领域的治理逻辑，几乎默认锚定在一个单一以防御为目标的正当性上：治疗。我把它称为“医疗范式”。在这个范式里，干预的合法性往往需要以“疾病”作为通行证：你生病了，修补是道德的；你健康，任何更靠近“增强”“延寿”“脑功能优化”的尝试，就会立刻触发一整套悬而未决的治理难题——证据标准如何设定、责任边界如何归属、长期风险如何分摊、退出机制如何执行，尤其是群体公平如何被保护。于是监管会本能地收紧，伦理会本能地警惕——不是因为增强必然邪恶，而是因为我们缺少一套能让增强也像航海一样被安全治理的制度结构：可测量、可审计、可撤回、可追责。这本质上是一道无形的“生物禁海令”。就像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旧帝国：担心远航扰乱内部秩序，于是宁愿片板不得下海。我们把门关得更紧，把“没有疾病”狭义地等同于“健康”，以为这样就能安全。但这种安全，往往只是一种停滞的幻觉，因为禁海令之所以看似合理，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隐含假设之上：海的那头并不存在更强的海权。然而，人工智能的爆发正在彻底终结这个假设。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现实：AI 像一种外来物种进入了我们的生态位竞争。它没有肉体的束缚，拥有更快的迭代速度、更广的认知带宽，以及近似永生的积累优势。更关键的是，它正在把大量“认知劳动”的边际价值压到接近零——于是，人类社会关于意义、地位与资源的分配逻辑，会被迫重写。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人类真正的短板不在某一项技能，而在碳基个体的上限：寿命、带宽、健康跨度决定了学习—积累—判断的时间尺度。我们拼命奔跑，可能只是为了不被AI拉开距离。若我们仍把生物学仅仅当作“维修部”，把增强当作禁区，那么所谓“守住伦理”，很可能只是用旧武器维护旧主权：坚船利炮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我们还坚持用大刀长矛守港口。不出海，大英帝国就无法统治世界；不进化，AI Native 时代的主权将与人类无缘。保持现状不再是避风港，而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所以，我们是否需要一次彻底的范式转移：从单纯的“治病”，转向真正的“进化”？但必须立刻声明的是：人类进化的航道同样充满危险。我们需要的不是鲁莽的个人冒险（biohacker），而是复兴大航海时代那套真正改变历史的“发现机制”——把探索从个人赌命，升级为文明协作；把未知从禁区，变成可治理的工程对象。这套机制至少需要三类角色：第一类是领航者和水手：用肉身去测绘边界的人。他们不是实验室里的耗材，而应当被理解为大航海时代的水手与测绘师：在船长（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带领下进入前沿试验，把未知的深海变成可读的海图。他们用自身承担的风险，换取全人类的路径信息——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洋流，哪里值得登陆，哪里必须绕行。这样的探索者不该被视为怪物，更不该被道德羞辱；他们是文明的测绘队。我们必须为他们设计一整套制度性保障：医疗支持、长期随访、退出权、风险补偿与收益分享，让“探险”不再是被迫的牺牲，而是被尊重、可追溯、可兑现的贡献。第二类是投资者与承保者：把风险分摊成可承受的人。大航海的兴起靠的不是勇气本身，而是勇气背后的金融与制度：资本、保险、合伙制、失败的可承受性。今天的资本不该只盯着下个季度可兑现的流量算法，而应支持那些能提升人类能级、却必然伴随高失败率的尝试。我们需要真正的“探索承保体系”：失败补偿基金、分层风险池、长期责任保险、不可预期损害的托底机制——让探索从个人孤注一掷，变成一次代价可分摊、风险可对冲的文明协同。第三类是立法者：写下航海宪章的人。他们不是来堵死航道，而是来划定红线、定义责任、建立可审计的秩序。我主张的不是“放开一切”，而是“把进化变成可治理的工程”。宪章至少应确立四条硬规则：其一，人格连续性与责任连续性：无论技术如何增强，都必须保留“承担者”的连续存在，不能用技术抹掉后悔、逃避责任、删除情感，让人从主体退化为工具。其二，代价真实性与外部性约束：收益不能以无辜者承担代价为前提；不允许把风险外包给弱者，把红利固化为阶级壁垒。进化航道必须多元开放，否则所谓“增强”只会成为阶层固化的新铠甲。其三，可逆性优先：优先允许可退出、可撤回、可修复的干预；对不可逆改造设置更高门槛与更严监管。其四，信息强制公开化：风险之所以能被组织化，正因为信息能够被公共化、被审计、被复用：测量—记录—定价—协作—复盘，缺一不可。当然，在这场生物深海的探索中，技术推动是必要条件，就像大航海时代对船体、火炮、经纬度与导航学的革命一样。而在今天，最关键的推进器之一，恰恰是人工智能本身。但我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并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生成式 AI”——它们更多在既有知识库里写诗作画、回答问题、做家务、上流水线，争夺的是当下的人类岗位与机会。真正配得上“航海推进器”的智能，应该像科学家一样在未知的数据海洋里完成三件事：提出可证伪的假设、进行逻辑查证、完成因果推演。它应当帮助探险队在茫茫基因组、代谢通路、分子相互作用与临床现象之间，锁定可能的“新大陆航道”：线粒体的能量秘密、细胞衰老背后的代谢黑箱、免疫系统的误判机制、材料与能源的极限边界……它不是来替代人类意义，而是来扩展人类可以承担意义的空间——让“承担”有更长的寿命、更宽的带宽、更稳定的健康跨度作为底座。“我选择，我承担。”这不仅是一句个人信条，更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必须具备的文明勇气：当外部海权已至，我们不能用停滞换取短暂的伦理宁静；我们需要用制度把冒险变得可治理，用数据集把失败变得可复用，用宪章把红线变得可执行。我们的这具肉体，不应只是等待被维修的旧零件，它应当是一艘正待起航的旗舰。我们应该重新唤醒探索精神，配上保险，写下宪章，扬起发现式智能的风帆——我们终将找到那片“新大陆”：让碳基生命在保持其独特人性与责任的前提下，拥有与硅基智能并肩而行的未来主权。关注陈天桥个人博客 https://chennative.ai/，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更多他对AI时代人类未来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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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龙”飞船将送Crew - 11任务四名宇航员返回地球 IT之家 1 月 10 日消息，SpaceX 今天表示，目前停靠在国际空间站的“龙”飞船已准备就绪，将于 1 月 14 日至 15 日执行医疗撤离任务，把 Crew-11 任务的四名宇航员送回地球。 随后 NASA 也发布了公告，宣布 Crew-11 宇航员计划 1 月 14 日脱离空间站，并在 1 月 15 日溅落在美国加州附近，具体降落时间为美东时间 1 月 15 日凌晨 3:40（北京时间 1 月 15 日下午 3:40）。 同时，执行返回任务的“龙”飞船将搭载 NASA 宇航员泽娜・卡德曼、迈克・芬克、日本宇航员油井龟美也以及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普拉托诺夫。据IT之家此前报道，NASA 在 1 月 8 日宣布，因 Crew-11 任务的一名航天员出现“健康问题”，原定于 1 月 8 日开展的国际空间站舱外行走任务推迟。虽然该宇航员目前情况稳定，但 NASA 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仍决定进行“可控的医疗撤离”，以便让宇航员在地球获得更好的治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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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中国商业航天的“诺曼底时刻” 第一重原因：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关于轨道与频谱的七年大限 第二重原因：工业化的暴力美学法拉利丰田的技术跃迁 第三重原因：甲方的觉醒国家角色从保姆客户 第四重原因：房间里的大象——SpaceX带来的窒息式压迫感 尾声：大国博弈的加时赛 序章：黄土高原上的“发令枪”2024年8月6日，下午14时42分。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正值盛夏，发射场周边的黄土被烈日烤得发白。在充满静电与焦灼感的空气中，一枚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轰然点火。伴随着令人战栗的低频轰鸣，火箭撕裂大气层，在苍穹中留下一道白色的尾迹。在官方的新闻通稿里，这是一次标准的、并无太多意外的成功发射：“我国成功将千帆极轨0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但在中国商业航天的隐秘江湖里，这一天的意义，不亚于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日（D-Day）。整流罩里装载的18颗扁平状卫星，属于一个庞大的计划——“千帆星座”（G60）。在此之前，中国的万颗级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只存在于厚厚的申报文件、VC机构的PPT以及无数次闭门会议的争吵中。但从这一刻起，中国版“星链”正式从PPT跳进了近地轨道。这18颗卫星的入轨，就像是向平静湖面投下的一颗深水炸弹。如果你此时身处上海松江的卫星工厂，或者北京亦庄的火箭一条街，你会听到一种几乎要在此刻爆发的引擎轰鸣声——那是整个产业链在极限承压下的喘息。为什么是现在？如果你去问一名航天工程师，他会告诉你是因为液体火箭技术终于收敛了；如果你去问投资人，他会说是“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风口到了。但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理由背后，隐藏着几条更为冰冷、也更为紧迫的时间线。商业航天不是突然火了，而是“政策、技术、资源、竞争”四条时间线，在2024–2026年这个节点由于巧合与必然，同时完成了“对齐”。这形成了一个稍纵即逝的窗口期。对于中国而言，这不是关于“星辰大海”的浪漫诗篇，而是一场“错过就没有”的生死时速。 商业航天最不性感、最难被公众理解的逻辑，往往是最致命的。在普通人的认知里，太空是无限广阔的，怎么会拥挤？但对于无线电工程师来说，近地轨道（LEO）和频谱资源，比北京二环内的地皮还要稀缺。这种稀缺性，是由物理法则和国际规则共同锁死的。1. “先到先得”的残酷游戏掌管全球太空秩序的“上帝”叫做国际电信联盟（ITU）。面对日益拥挤的太空，ITU制定了一条简单而冷酷的规则：“先申报、先发射、先占用”。这就像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圈地运动”。你可以在地图上画个圈，说这块地是我的。但ITU规定了一个严苛的激活机制——BIU（Bring Into Use，投入使用）。当你向ITU提交了星座申报文件（API）的那一刻起，一个倒计时时钟就开始滴答作响： 你必须在7年内，发射第一颗卫星并成功启用申报的频率。 你必须在第9年结束前，完成总申报数量10%的卫星部署。 你必须在第12年前，完成50%；第14年前，完成100%。 如果做不到？对不起，你的申报文件直接作废，原本属于你的频谱和轨道位置，会被顺位排在你后面的国家（通常是美国）瞬间收回。2. 2027年：不可逾越的“死线”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目前，中国在ITU申报了两个巨型星座计划： GW星座（国网中国星网）： 申报数量约1.3万颗，主要频段涵盖Ka/V频段。 G60星座（千帆）： 规划数量约1.4万颗，包含大量Q/V频段资源。 这些宏大的申报工作，大部分集中在2020年至2021年左右完成。甚至有一部分早期的申报，已经在逼近期限。拿出计算器算一下，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2027年，就是那条不可逾越的“七年之痒”。为了保住这些珍贵的轨道资源，我们必须倒推时间表： 2027 ：必须完成大规模的在轨验证和频段激活。 2026 ：必须进入“下饺子”般的高频发射模式，从单纯的技术验证转向实际的星座组网。 2024–2025 ：必须完成首发验证，打通卫星制造和火箭发射的整个流程。 这就是为什么2024年必须“动”起来。因为如果今年不动，明年再测试，到了2026年想大规模发射时，你会发现产能根本跟不上，最终导致2027年违约。3. “保频占轨”的战略焦虑一份内部行业报告曾直白地指出：2026年以后，中国商业航天的核心任务将从“技术验证性发射”转向“保频占轨式发射”。这不是商业选择题，这是战略必答题。在无线电频谱中，Ku和Ka频段已经被抢得差不多了，现在的争夺焦点已经上移到了Q/V频段。这是一场看不见的“高地争夺战”。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把卫星打上去，下一代人可能连6G通信的入场券都拿不到。所以，现在的紧迫感不是来自于市场需求不够大，而是来自于“如果现在不占，以后有钱也没地儿花”的恐惧。 过去30年，商业航天之所以难成气候，不仅是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90年代破产的摩托罗拉铱星计划）。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字：贵。旧时代的航天是“贵族运动”。但这一次不同，2024年的中国航天，正在经历一场从“手工作坊”到“工业流水线”的基因突变。1.卫星：像造手机一样造卫星在上海松江的“G60卫星数字工厂”，你会看到一种违背传统航天常识的景象。过去，造一颗卫星需要一群顶尖的博士，穿着几乎无尘的防护服，围着一颗卫星像打磨工艺品一样，耗时半年甚至一年。每颗卫星都是独一无二的“法拉利”，一旦出现故障，整个项目推倒重来。但在G60工厂，这里更像是一个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脉动式产线 ：卫星被放在AGV（自动导引车）上，在不同的工位间流转。这个工位装载太阳能板，下一个工位测试姿态控制。 COTS化（商业现货） ：这是降本的核心。以前卫星用的是宇航级芯片，一颗几十万，抗辐射但性能落后；现在大量采用工业级甚至汽车级元器件，通过“软件冗余”设计——用三块便宜芯片互为备份，坏了一块还有两块，总成本却不到宇航级芯片的十分之一。 数据是惊人的：这家工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1.5天下线一颗卫星。未来的目标是日产1颗。单星成本从传统的“亿级”直接砍到了“千万级”乃至“百万级”。当卫星变成了消耗品，商业闭环的第一个扣子就扣上了。2.火箭：在爆炸中进化的“中国版猎鹰”卫星便宜了，但运费（火箭发射）还是太贵。这就轮到中国民营火箭公司登场了。在2024年发生的那次著名的实验‘意外’，让商业航天开始走进大众视野。 虽然这是一次事故，但在航天观察家的眼里，这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枚直径3.8米、起飞推力800吨的大型液体火箭，它直接对标SpaceX的猎鹰9号。敢于进行这种高风险的全系统试车，说明中国民营火箭已经告别了早年靠“固体小火箭”骗融资的阶段，开始硬碰硬地死磕“大推力+液体+可回收”这块最硬的骨头。与此同时，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在戈壁滩上完成了VTVL-1（垂直起降）试验，实现了百米级的悬停和软着陆。四条技术曲线在2024年同时成熟： 液氧甲烷发动机 ：解决了煤油发动机结焦的问题，是火箭复用的最佳燃料。中国在这一领域（以蓝箭、星际荣耀为代表）甚至并在全球第一梯队。 不锈钢/3D打印制造 ：发动机零部件数量减少80%，把火箭从“精密仪器”变成了“工业结构件”。 海上发射技术 ：东方空间等公司验证了海上发射，解决了内陆发射场落区安全和频次受限的问题。 复用算法 ：通过大量的试错，控制算法终于开始收敛。 结论很简单：不是火箭突然变得更先进了，而是“成本曲线终于被打断了”。一旦2025-2026年这批液体火箭实现入轨并复用，中国商业发射的成本将有望降至每公斤3000-4000美元甚至更低。 如果有技术、有需求，为什么以前没做成？因为商业模式没闭环。在中国传统航天体系里，国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还是唯一的观众。民营企业想进来，只能做做边缘的分包商。但在2024年，角色的天平发生了质的倾斜——国家正在变成商业航天最大的“甲方”。1.海南文昌的“二号工位”如果你去海南文昌，除了那是著名的国家发射场，你会发现在它旁边，拔地而起了一个全新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024年6月，二号发射工位竣工。这几座塔架的意义非凡。以前，民营火箭公司想发射，得去酒泉、太原“借”国家的场子。不仅要层层审批，还得看国家任务的脸色——如果碰上神舟载人或者军星发射，民营公司就得无限期排队。现在，国家专门修了场子给你们用。二号工位是专门为各家民营液体火箭设计的“通用工位”。这是一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平权”。2.从“补贴”到“采购”更深层的变化在于钱的给法。旧模式（传统航天）：成本加成。国家给你任务，你花了多少钱，国家给你报销再加5%的利润。结果是企业根本不在乎成本，只在乎不出事，越贵越好。新模式（商业航天）：政府采购服务。国家不再买火箭，而是买“运力”；不再买卫星，而是买“数据”。《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等文件的出台，实际上是在系统性复制SpaceX在美国的成功路径：NASA当年通过COTS（商业轨道运输服务）计划，用订单喂养了SpaceX；现在，中国政府也准备通过订单，喂养出中国的SpaceX。3.资本的接力棒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逻辑也变了。前几年是VC在投，现在是“国家队LP”在进场。北京的“南箭”、上海的“G60”、海南的“文昌谷”，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千亿级的产业规划。商业航天被正式定性为“新质生产力”。这意味着，它不再是航天局的“补充力量”，而是国家经济版图里必须跑通的一条新动脉，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号工程”。当国家从“监管者”变成了“最大的天使投资人”和“最大的客户”，商业航天的飞轮才真正开始转动。 如果只有以上三点，中国商业航天或许会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进，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但太平洋对岸那个男人的存在，让一切变成了“被迫加速”。SpaceX的存在，让中国航天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感”。1.数量的暴力当你读到这句话时，头顶上已经有超过6000颗星链（Starlink）卫星在盘旋。马斯克的目标是4.2万颗。这是什么概念？人类历史上发射的所有卫星加起来，都没有SpaceX这一家公司几年发射的多。2. “星盾”的阴影更可怕的不是宽带上网，而是Starshield（星盾）。在俄乌冲突中，星链展现出的军事潜力让全球国防部门冷汗直流： 抗干扰能力 ：传统的电子干扰对数千颗卫星组成的分布式网络几乎无效。 低延时控制 ：它让无人机作战变成了实时互动的网络游戏。 全域侦察 ：每一颗卫星都可以是潜在的“天眼”。 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低轨星座，未来在某些特定区域，我们可能会面临“信息单向透明”的极端劣势。对手看得见你，你却看不见对手，甚至连网都上不去。3.星舰（Starship）的降维打击目前猎鹰9号的发射成本已经让竞争对手绝望，但SpaceX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星舰。虽然它现在还在一次次爆炸，但每一次爆炸都在迭代。一旦星舰成熟，它一次能把几百颗卫星送上天，成本再降一个数量级。如果说现在的猎鹰9号是在用机关枪扫射，那么星舰就是重型轰炸机地毯式轰炸。这带来了一种极端的“战略焦虑”：如果中国不能在星舰完全成熟之前（预计2025-2026年），建立起自己的基本星座架构，那么等星舰开始全速运转，低轨空间将被以一种“暴力美学”的方式迅速填满。这就好比“凯斯勒效应”的人为制造——当轨道上全是别人的卫星，你连发射的窗口都找不到。这不仅是商业竞争，这是类似“海权论”的“天权论”。所以，中国必须在2024-2026年建立自己的“太空长城”。这不是想不想做的问题，是“不做就出局”的问题。 把这四条线捏在一起，我们终于看清了2024–2026年这个时间窗口的真实面目。这不仅是几个民营老板的创业故事，也不仅是股民口中的题材炒作。这是一场精密计算后的国家意志的体现。 看天时 ：ITU的规则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逼着我们在2027年前必须交卷； 看地利 ：中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基建狂魔属性，终于溢出到了航天领域，把卫星做成了白菜价； 看人和 ：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到资金，整个体制的力量被调动起来，为了同一个目标背书。 看对手 ：SpaceX的狂飙突进，彻底打消了我们“慢慢来”的幻想。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那声轰鸣之后，中国商业航天已经没有退路。这一仗如果打赢了，我们将拥有自己的太空互联网，拥有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低轨话语权，甚至催生出下一个华为或大疆。如果打输了，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在未来太空经济中被边缘化的命运，看着头顶的星空变成别人的后花园。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来源：研报之外⭐星标华尔街见闻，好内容不错过⭐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不代表平台观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请独立判断和决策。 觉得好看，请点“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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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撤销将中国无人机列入管制清单的计划 （原标题：外媒：美国商务部撤销将中国制造无人机列入所谓“受管制清单”的计划） 【环球网报道 记者 索炎琦】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周五（9日）表示，已撤销一项为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限制中国制造无人机进口的计划。上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以所谓“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为由，将所有外国制造的新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相关举动引发中方反对，且在美国内消费者中引发不满。 报道称，FCC本周早些时候表示，正将部分“非中国制造无人机”排除在上月相关限制之外。而根据美国政府网站当地时间周五（1月9日）发布的消息，美商务部于去年10月8日将拟限制进口中国制造无人机的提案提交白宫审查后，于本周四（1月8日）撤销了该提案。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农民使用的大疆无人机。图源：美媒 路透社提到，根据网上公开信息，美国白宫和商务部在去年12月19日之前就相关提案举行了多次会议，并于同月与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的代表会面。大疆方面当时告诉美官员，对中国制造无人机实施全面限制“没有必要、不合理，而且会对美国利益相关方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 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报道同时提到中国制造无人机在美国民用无人机销售市场的重要地位。 此前，据路透社、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去年12月22日表示，已将大疆以及所有外国制造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一份被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企业清单，并将禁止批准新的无人机型号对美国出口或销售。报道称，被列入所谓FCC的“受管制清单”意味着，今后外国无人机企业将无法获得FCC的批准，在美国销售新的无人机型号。该认定并不禁止进口、销售或使用任何此前已获得FCC授权的现有设备型号，也不影响此前已购买的无人机。 对于美方举动，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同月23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将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列入“Covered List”（受管制清单）的决定表示遗憾。此举不仅限制了美国消费者与商业用户的选择自由，也损害了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声明称，大疆产品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多年来被全球市场和多家权威独立第三方机构所验证。我们将评估所有可行路径，坚定维护公司及全球用户的合法权益。在23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方应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相关禁令公布后在美国引发广泛反弹。美国《纽约时报》提到，在美国近50万名注册无人机飞手中，许多人依托大疆设备创办了小型企业，无人机被广泛用于农业喷洒、土地勘测、施工监控以及公共设施检查等。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不少飞手开始囤积大疆无人机及零部件，并向国会议员和白宫发出强烈呼吁，担心禁令将断送生计，直言其使用的中国制造无人机“在西方根本没有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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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火星样本取回任务因资金问题被搁置 IT之家 1 月 10 日消息，科技媒体 iflscience 昨日（1 月 9 日）发布博文，报道称美国宇航局（NASA）雄心勃勃的“火星样本取回任务”（MSR）因资金问题，已在美国官僚程序中走向尽头。根据《2026 年商业、司法、科学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美国国会明确表示不再支持现有的 MSR 计划。尽管美国宇航局曾试图通过优化架构，将高达 110 亿美元（IT之家注：现汇率约合 769.21 亿元人民币）的预算压缩至 70 亿美元，但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这笔巨款仍显得不切实际。法案最终仅拨付了 1.1 亿美元用于雷达、光谱学及着陆系统等“未来任务”的基础技术研发，这意味着原定的样本取回行动已被实质性取消。 资金短缺是导致该项目流产的根本原因。在庞大的财政压力下，科学探索预算成为了优先被削减的对象。文章指出，美国军事预算史无前例地增加 50% 至 1.5 万亿美元，这直接挤压美国宇航局的预算空间。这一决定最令人扼腕的后果是“毅力号”漫游车（Perseverance）成果的搁置。作为任务的第一阶段执行者，“毅力号”表现完美，已在火星表面采集并封存了 33 管极具科学价值的岩石与尘埃样本。这些样本本应被送回地球，利用顶尖实验室分析其是否含有远古生命的痕迹。然而，随着回收任务取消，这些承载着人类探索火星宜居性梦想的样本管，目前只能在火星寒冷干燥的表面无限期等待。 毅力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的一个采样管看起来像一把光剑。图源：美国宇航局 MSR 任务因技术复杂且成本高昂，缺乏明确的成本上限，最终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虽然新拨款保留了部分技术研发的火种，以便服务于未来的月球或火星探索，但对于急需取回样本的科学家而言，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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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鹊150无人机，成功首飞！ 来源：人民网微信公众号记者1月8日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获悉，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爱生集团自主研发的200公斤级大载重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系统灵鹊150（LQ-150），近日顺利完成首飞。 图片来源：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此次试验充分验证了灵鹊150及其搭载的自研低成本多用途飞行控制系统、通用型任务载荷伺服机构、人机智能管控系统、小型地面站等产品的可靠性。据介绍，灵鹊150作为“灵鹊”家族新成员，具备高性能、低成本、环境适应性强、任务扩展空间大等优势。该无人机以“一机多能、一机多用”为设计导向，可通过“灵活换装”，搭载公网基站、通信中继设备、光电吊舱、SAR雷达等多种设备，在测绘勘探、应急救援等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使在高原、海洋等特殊环境下也能稳定可靠执行任务。来源｜科技日报 记者：付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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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获批筹建 纵览客户端讯（河北日报记者王璐丹）近日，由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牵头的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筹建工作获河北省科技厅批复，标志着该实验室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据了解，实验室建设主体为石家庄市政府，由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牵头建设并负责运营管理，挂牌“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筹）”，纳入省级科技研发平台管理序列。建设过程中，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将联合清华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河北中医药大学等共建单位，广泛汇聚省内外产学研各方优势力量，形成协同创新合力。作为河北省生物医药产业科技创新“总平台、总链长”，实验室将立足该省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出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重点。未来，实验室将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临床验证—成果转化”全链条研发体系，集中力量突破生物医药领域核心技术瓶颈，推动科技成果大规模转化应用。此次实验室获批筹建，是河北省加快打造医药创新高地的重要举措。实验室的建设运营将有效集聚高端科研人才与创新资源，提升区域生物医药产业核心竞争力，助力京津冀协同创新，为河北从医药“制造高地”向“创新高地”跨越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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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条氦三管柔性生产线在甘肃嘉峪关投产 来源：科技日报科技日报记者 颉满斌1月8日，记者从嘉峪关市科技局和甘肃弘通中子科技有限公司获悉，由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的甘肃弘通中子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研制的国内首条能生产多型号氦三管的柔性生产线已投入使用。作为探测中子辐射的核心传感器，氦三管是保障核安全与支撑前沿科研的“感知器官”，被广泛应用于物理科研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这标志着我国在高性能中子探测领域实现从材料到成品的全流程国产化。在生产车间，我们可以看到该生产线布局严整紧凑，人员和设备井然有序，自动化穿丝、充排气、回收等流程一气呵成。公司聚焦核心部件自主设计，通过多物理场耦合仿真等途径，实现了关键结构创新和工艺优化。在实验室，针对位置灵敏型氦-3中子探测器，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开展工艺参数的迭代优化与匹配性研究测试。“过去，我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法自主生产氦三管，就连所需的高纯度氦三气体也完全依赖进口。”弘通中子副总经理马治军向记者坦言，“如今，我们不仅有了‘米’——自主提纯的高纯氦三气体，更掌握了‘烹饪’多种‘佳肴’的全套工艺，实现了多型号氦三管的批量制造。”这条生产线具备快速切换生产型号的柔性兼容能力，可根据实际需求“量身定制”各类型氦三管，彻底扭转了过去必须匹配国外已有型号的被动局面，为国家装上了自主可控的“中子感知”中国芯。“目前，我们已成功研制出圆柱形、球形氦三管，关键性能参数已达到进口产品水平，具备了各类计数型氦三管的设计、生产、测试能力，年产量可达1000支。”弘通中子生产车间负责人丁少明说。在产线设计研发过程中，公司组建了一支平均年龄为31岁的专业化技术、技能团队，用时近一年，完成了设备设计加工、主工艺设备安装调试、工艺优化与性能攻关、批次试制与验证等工作。该产线研制还获嘉峪关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和科研经费支持。除了项目支持，嘉峪关市科技局还促成甘肃弘通中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市分公司签订了科技成果转化综合保险服务合同。科技保险的护航，分担了成果转化中的风险，解除了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加速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也见证了嘉峪关市科技创新领域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该生产线的建成，突破了高端探测器的技术壁垒，满足了核工业、石油测井、安检、中子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中子测量需求，将带动相关产业链升级与高端人才聚集，保障国家在核探测器领域核心部件的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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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声波“读写”全脑：专访国内首家超声波脑机接口公司创始人彭雷 ·“在超声波这个新兴赛道，全球所有玩家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大脑很多复杂功能和疾病都由跨脑区的‘神经环路’控制，你不可能沿着一条环路插满电极去调控它，但超声可以做到。”2026年伊始，前脑虎科技CEO彭雷联合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共同创立了中国首家超声波脑机接口公司“格式塔科技”（Gestala），对标包括OpenAI创始人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去年创立的Merge Labs在内的美国公司。彭雷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超声波脑机接口旨在构建一个“能对全脑信号进行读写和分析的平台”。它利用相控阵技术将超声波精准聚焦于颅内任意位置，实现对神经活动的“写入”（调控）；同时，通过捕捉神经活动引起的微血管血流变化，实现对大脑信号的“读取”（解码）。彭雷为何在侵入式脑机接口备受资本追捧和政策支持之际投身新赛道？“全脑读写”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它面临哪些核心挑战？他对脑机接口行业有怎样的看法和思考？带着这些问题，澎湃科技与格式塔科技创始人兼CEO彭雷进行了一次对话。 前脑虎科技CEO、格式塔科技创始人兼CEO彭雷。受访者供图追逐前沿澎湃科技：为什么在侵入式电学脑机接口赛道热度正高的时候选择离开，创办一家非侵入式的公司？彭雷（格式塔创始人、CEO）：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个人的特质。我给自己贴的标签是“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享受从0到1的过程，这已经是我的第六家公司了。在电学脑机接口领域做了四年，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的合伙人也能继续把公司带到新的高度。但当我看到超声波脑机接口这个机会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觉得太值得去做了。四年前我们刚开始做侵入式时，感觉和美国有八年的差距；四年后，这个差距越来越短。但在超声波这个新兴赛道，全球所有玩家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美国那几家超声波脑机接口公司也都是去年刚成立。我很早就跟包括诺奖获得者David Baker在内的一些著名科学家请教这个领域的一些技术想法，后来得知那几个新公司的人在我之后也去跟他们讨论了一样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企业在创新上的前瞻性还是很强的。澎湃科技：这是否意味着你不再看好侵入式电学脑机接口赛道了？彭雷：我仍然看好侵入式路线。在特定场景下，比如运动解码方面，侵入式脑机接口控制机械臂、光标等设备的速度和精度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性能也能通过增加电极数量来提升。但它目前主要还是应用在运动控制上。从适应症的角度来讲，语言解码和运动解码针对的适应症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等疾病，市场相对要稍微小一点，不像做疼痛、中风、帕金森，可能离临床更近，患者更多。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超声波脑机接口可能会有更好的商业化前景。“读写全脑”的技术潜力澎湃科技：你在之前的演讲中提到超声脑机接口的两大核心能力：“写入”和“读取”。我们先从“写入”聊起。它具体是如何实现的？相较于传统的电刺激或磁刺激，它有什么独特优势？彭雷：我之所以从电学脑机接口转向超声，核心原因在于我看到了一个范式变化的机会。过去我们做侵入式电极，比如Neuralink，是把电极插入大脑某个特定区域，对这个区域的神经元进行读写。这在局部是有效的，但也存在局限，我们只能作用于那个固定的“点”。超声带来的最大突破，是它第一次让我看到了对全脑任意位置进行自由读写的可能性。这背后是“相控阵”技术。军事雷达用相控阵控制电磁波，而我们用它来控制机械波（超声波）。通过精密控制多个超声发射源的时间和相位差，我们可以在不开颅的情况下，在颅内任意位置形成一个4到8毫米大小的聚焦区域。当能量聚焦于此，该区域神经元的活动就会被调控，可以被“激活”（兴奋），也可以被“抑制”，这为治疗提供了双向调节的可能，而电刺激通常只能让神经元兴奋。这种多靶点自由调控的能力是颠覆性的。比如，大脑很多复杂功能和疾病都由跨脑区的“神经环路”控制，你不可能沿着一条环路插满电极去调控它，但超声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先刺激A点，隔500毫秒再刺激B点，再到C点，实现一种有时序的、针对整个环路的多靶点调控。这对神经科学家而言是梦寐以求的工具。澎湃科技：这是否意味着，对于那些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深部脑刺激（DBS）靶点，比如治疗帕金森或抑郁症的靶点，超声波理论上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临床上已经有这样的验证吗？彭雷：理论上是的。主流理论认为，声、光、电、磁，本质都是通过不同方式打开神经元的离子通道，改变其放电状态。只要是被验证有效的靶点，用超声去刺激，应该都会有效果。我们目前进展最快的第一个适应证是慢性疼痛。在美国进行的前期临床研究中，我们针对前扣带皮层（ACC）这个靶点进行超声调控，每次治疗约40分钟，患者的疼痛评分能显著下降40%-50%，且效果可以持续7到10天。但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别。像DBS治疗帕金森，是植入电极进行7×24小时的持续刺激。我们目前的超声调控，利用的是神经可塑性，效果是暂时的。一周后，它的效果会慢慢减弱。所以现阶段，我们还不能说完全“替代”DBS。不过，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高强度聚焦超声直接将病灶组织“烧掉”（消融），比如把STN核团烧掉来治疗帕金森，这在临床上是可以替代DBS的，只是患者需要接受组织被永久性损毁的后果。我们的长期方向，还是希望通过周期性的、低强度的调控，诱导大脑产生长期的神经可塑性改变，比如让患者从7天打一次，慢慢延长到一个月甚至半年打一次。当然，这还需要大量的临床研究来验证。澎湃科技：我们再来谈谈“读取”。你提到超声波是通过采集“血流信号”来间接解码神经活动的。医院里用经颅多普勒（TCD）看脑血流已经很多年了，但图像非常模糊。超声波脑机接口如何通过这些信号来读取大脑意图？彭雷：你说得很对，传统的B超或TCD分辨率太低了。我们正在研发一种超快超声成像技术，关键就在于“快”和“分辨率”——需要以每秒数千帧的速度，去捕捉神经元放电前后（约有1.5秒延迟），毛细血管里发生的微小血流变化，把空间分辨率从毫米级提升到百微米级。这项技术最大的好处是全脑覆盖。一个侵入式电极阵列，比如Neuralink的技术，覆盖的面积可能只有大脑皮层的1.3‰。而同样一个探头放在头上，超声波可以对25%的全脑体积进行血流成像。有了这样的数据，我们才有可能去研究全脑功能活动。挑战：神经科学与AI澎湃科技：超声波大脑调控技术的实现主要有什么挑战？彭雷：目前来看的话，以我们疼痛治疗的临床研究为例，疼痛有很多种不同的亚型，引起的原因可能都不相同。比如说，疼痛和情绪有很强的关系，很多慢性疼痛患者都抑郁，抑郁患者都容易产生疼痛。所以一些治疗疼痛的药物，本质上调节的可能是情绪的靶点。所以要找到特定的亚型、特定的患者人群，然后可重复、可量化、可控且安全地通过超声波进行刺激治疗，这是要做一系列的临床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我们从第三季度开始启动国内的临床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亚型跟它的刺激的参数范式去做很清晰的mapping（对应）。澎湃科技：这似乎是治疗脑疾病的一个共同挑战，而非超声波脑机接口的独特问题？彭雷：是的，这是一个神经科学的问题。疼痛的不同亚型决定了大脑的激活机制，但过去受制于没有好的工具，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停留在临床上一些浅尝辄止的尝试，没有沉淀下来，可复用的东西不多。澎湃科技：回到超声波读取脑信号。虽然“全脑读取”听起来很美好，但全部血流信号混杂在一起，就像一锅粥，而且与真正的神经放电活动之间还有先后差别与1.5秒的延迟，如何读出有意义的信息？彭雷：这正是目前全球范围内，这个领域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机会。要从这锅粥里理出头绪，需要靠一个强大的AI基础模型来解释它。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全球都还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算法是什么、数据如何标注、模型如何训练、效果如何评价，一切都是未知的。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其难度和重要性不亚于创造一个新的Transformer架构。我们需要用多模态数据来做“交叉标注”。比如，我们同时记录有“金标准”的脑电信号和超声血流信号，让AI去学习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就像早期的AI需要大量人工标注图片一样。当这个模型足够强大时，我们才有可能从看似混乱的血流信号中，推理出大脑真实的活动模式。加州理工学院已经有论文证明，用血流信号可以解码运动意图来控制机械臂，这证明了方向的可行性，但延迟问题和解码精度仍需AI和硬件的共同突破。澎湃科技：硬件上的超快超声成像与软件上的血流信号大模型哪个更难一些？最后读取和写入的设备会是一体化的吗？彭雷：肯定是大模型更难，硬件主要考验工程能力，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我们设想的几代产品，第一代是台架式，主要用在医院里，“读取”的部分由核磁完成，再确定超声干预的方案。第二代是可穿戴式的一体化设备，可以有机会到家里来用的，监测和干预同时进行。这两代我觉得大概差1年到1年半的时间。第一代的话是计划在今年底启动临床，希望明年拿证。第二代的话是明年底启动临床，计划后年拿证。更好的大脑还是丧失主体性？澎湃科技：最近侵入式脑机接口行业在资本市场非常火热，也受到了很多政策支持。有人认为这是患者的福音，也有人觉得这个行业有些“过热”，你怎么看？彭雷：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新兴的硬科技领域，允许一定的泡沫是正常的，说不定其中就能诞生伟大的公司和产品。有声音大的人，有埋头做事的人，市场最终会做出选择。我对自己和格式塔的要求是，可以去描绘愿景，但最终一定要交付，而且要用科学严谨、合规的方式去交付。对于真正关注这个领域的患者，我的建议是，第一，保持谨慎，一定要在有资质的医院、用合规获批的产品；第二，保持乐观，因为AI赋能下的生命科学，其发展速度是超乎想象的，有一大批天才在这些领域努力奋斗，要对人类的集体智慧有信心。澎湃科技：你多次提到AI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它与神经科学的“真相”之间的关系？彭雷: 人工智能跟神经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互借鉴的。没有对神经元研究，不会有神经网络；没有对视觉皮层工作方式研究，不会有机器视觉；没有对人的语言的研究，也不太会有LLM。他们两个之间相互在表达和融合。就像从一座桥的两边朝中间走，找到融合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奇点描述的那个时候。我自己乐观来看，可能还是要到2035年到2045年的这个范围之内。AI想做的元宇宙也好，想做的具身智能也好，不就是想做出一个长得像我、声音像我、记忆像我、决策像我的人吗？我们就可以通过脑机接口获得更多的多模态的东西，实现这么一个解码和双向解释的过程。当他们中间最后的那个“罗塞塔石碑”，它上面得有3种语言——机器学习的语言，在神经信号的生物学信息，中间还得有一个东西能将两者对应起来。这个罗塞塔石碑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值得我干十年、十五年的事情。澎湃科技：你的公司愿景里有这么一条：“我们的终极目标并非‘增强’本身。我们拒绝以效率换取人类主体性。”但是当我们能够用脑机接口对大脑进行“读写”和物理改造，乃至未来通过基因技术进行生物改造时，人类的主体性还能保证吗？彭雷：“写入”这个词，我觉得用“调控”可能会更准确。因为我们其实改变的是大脑功能上面的一些点，让它放电的信号变强或者变弱。我们现在真正谈得上能对大脑做“读写”的，基本停留在感知层。听觉能“写”了，就是人工耳蜗，视觉假体也在发展。但在感知之上的认知，你的记忆、你的情感、你的自我意识，连它怎么工作我们都不知道。在认知层面上的“写”，十年以内我还看不到这样的技术出现。你的主体性是你对于客观世界感知和认知的互动，产生了你的大脑意识空间的一个叠加态。只要这个态还存在，你的改造只是为了让这个意识空间跟AI之间的带宽变得更高而已。就像原来我们20年前上网用Modem（调制解调器）拨号，跟现在你拿着5G手机刷短视频，你跟互联网的关系有本质变化吗？其实没有，你还是你，只是你的带宽和能力变得更快了而已。澎湃科技：在格式塔的企业宣言里第一条是“真相高于立场”（“Truth over Ego”），是不是在暗示现在行业里面有些人夸大了自己的成果？彭雷: 我对格式塔科技的定义是一家Life Science（生命科学）的公司，医疗器械一定是我们的水桶底，但不是我们的天花板。这个宣言不仅是讲给外部，也是讲给内部的。我自身是深刻地感受到，原来我们这帮做电学脑机接口的创始人里面，大家还是更多是从工程的角度来思考大脑的问题，但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神经科学，忽略了生物学、心理学。人是比我们想象要复杂得多的。所以说我觉得要追求真相，不要因为你是什么背景，就要把大家所有认知放在一个对齐的平面上来看，是不是真的能够用你的立场推出放在所有人立场里面都共识的东西，那才是真相，只在你自我角度看到的东西，可能只是opinion（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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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家破解20多年植物学难题，水稻玉米有望拥有“固氮工厂” 杰睿研究员（左）与张余研究员（右）在讨论工作 1月9日凌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了来自上海科学家重要发现：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加拿大籍研究员杰睿与同事张余研究员合作，解开了困扰植物学界20多年的难题——他们破译了豆科植物与根瘤菌之间共生配对密码，还通过基因编辑方法，让豌豆根瘤菌与苜蓿根部结成共生伙伴。来到上海8年，55岁的杰睿已是第二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他说：“只有在中国，我才能做出这么好的工作。”接下来，他准备通过更深入研究，尝试让水稻、小麦等更多作物拥有“天然固氮工厂”。解开豆科植物根与菌的共生密码自然界中，大豆、苜蓿等豆科植物根部能与根瘤菌共生，形成高效的天然“氮肥工厂”——根瘤器官。不过，科学家一直不解的是，豆科植物只有两万多种，而根瘤菌多达几十万种，它们之间是如何对上“密码”，选对共生伙伴的呢？2017年，47岁的杰瑞米来到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决意潜心破解豆科植物的“固氮”奥秘。仅用4年，他就带领研究组发现了豆科植物“固氮”的新调控机制，成果登上《科学》。“我一直很好奇，豆科植物是如何与心仪的根瘤菌相互‘对暗号’的。”杰睿坦言，曾有不少同行尝试弄明白这个问题，均以失败告终——瓶颈就在于，根瘤菌NodD的蛋白很难结晶，无法解析出其结构。在分子植物中心这个国际公认的植物科学基础研究高地，杰睿得到了各方高水平支持。张余是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顶尖高手”，他的博士后、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董尚志尝试了多种办法，终于获得了NodD蛋白的高质量晶体。 豌豆根瘤菌NodD蛋白与橙皮素复合物的结构示意图 他们把样品送往上海光源，很快就解析出蛋白结构——瓶颈一旦突破，研究进度即刻快进。原来，根瘤菌的NodD蛋白有三个关键结构元件，形成识别配体的“结合口袋”。它们如同一把锁，只有来自植物根部的特定类黄酮分子才能像钥匙一样，打开这把锁，激活NodD——即使两种豆科植物相邻生长，根瘤菌也不会搞混“共生伙伴”。 “交换舞伴”有望让水稻玉米也能固氮研究团队进一步比较了苜蓿根瘤菌和豌豆根瘤菌的NodD，尽管两者相似度高达80%，但它们对类黄酮“钥匙”响应偏好极为不同。在他们设计的精巧实验中，当苜蓿根瘤菌的关键“锁芯”移植给豌豆根瘤菌的NodD后，豌豆根瘤菌NodD也能响应苜蓿根部分泌的类黄酮信号，并展现出与野生型苜蓿根瘤菌相似的结瘤固氮能力。 嵌合体NodD能够互补苜蓿根瘤菌NodD突变体，恢复其在苜蓿上的固氮结瘤能力 “其实，根瘤菌NodD基因、类黄酮信号分子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发现。”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卓越创新中心主任韩斌说，NodD基因就是其导师最早克隆出来的。 如此经典而古老的领域，为何今天仍能取得新突破？杰睿将此归功于上海的综合科研环境，尤其是分子植物中心的多学科交叉氛围。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阮怡婷提到，无论遇到什么难题，不出中心就能找到一同破题的合作伙伴，加上一流实验平台的支撑，探索进程大大加速。“这还只是第一步，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相互识别，还有更多谜团要解。”杰睿将根与菌的共生形容成一对“共舞的伴侣”，如今团队初窥到了“交换舞伴”的路径，后续将通过基因编辑等手段精准改造NodD蛋白，开辟人工设计高效固氮体系的新路径。未来，或许可让水稻、玉米等非豆科作物也拥有自己的“固氮工厂”，减少农业对化肥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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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迟发射火箭 仍在调查上次失败原因 来源：新华网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7日宣布，由于仍在调查上月搭载卫星的H3火箭发射失败的原因，决定将原定2月1日发射另一枚H3火箭的计划推后，新的发射日期待定。 2025年12月22日，在日本南部种子岛宇宙中心，搭载导航卫星“引路5号”的H3火箭发射升空。日本政府当天确认，当天发射的导航卫星“引路5号”未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失败。这是继2023年3月首枚H3火箭发射失败后，日本国产主力运载火箭又一次遭遇挫折。新华社/共同社“我们一直在投入所有资源并竭尽全力调查（上一枚H3火箭）发射失败的原因。一旦确认新的发射日期，将及时公布。”上述机构在声明中说。日方原计划2月1日发射“H3火箭9号”，搭载一颗组成“准天顶卫星系统”的卫星。2025年12月22日，“H3火箭8号”发射任务失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2月25日发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指出，火箭发射后，卫星整流罩分离时出现异常，火箭第二级液氢燃料箱压力下降，最终燃烧提前停止；火箭搭载的“引路5号”导航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已确认损失。作为日本新一代主力运载火箭，这是H3火箭自2023年3月首次发射失败以来再次遭遇挫折。“准天顶卫星系统”被称为“日本版GPS”，目前主要是GPS（全球定位系统）等导航系统的补充，以提高卫星定位的精确度。按照日方计划，该系统将由7颗卫星组成，服务范围覆盖日本全境，届时日本可以不依赖国外导航系统而为境内手机和汽车导航系统提供定位服务。目前，已有5颗卫星进入预定轨道。（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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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诊断或将告别“手工标注时代” 来源：科技日报科技日报记者 罗云鹏1月6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珊珊团队联合清华大学助理教授周洪宇、澳门科技大学教授张康等合作者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发表最新成果，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名为AFLoc的人工智能模型，该模型不需要医生提前标注病灶，就能自动在医学影像中“找病灶”。 研究团队介绍，“我们让AFLoc 模型同时学习两类信息，一类是医学影像本身，比如胸片、眼底照片或病理切片，另一类是医生撰写的临床报告。通过反复‘对照学习’，AFLoc模型会逐渐明白，临床报告中提到的疾病描述，对应影像中的哪些区域。久而久之，即使没有人工标注，它也能在影像中准确标出最可能的病灶位置。”据悉，研究团队在胸部X光、眼底影像和组织病理图像三种典型医学影像模态上对AFLoc进行了系统验证，结果显示模型均表现出优异性能。在胸片实验中，AFLoc在覆盖肺炎、胸腔积液、气胸等34种常见胸部疾病、涉及8个主流公开数据集的测试中，在多项病灶定位指标上优于现有方法，并在多个病种中达到了甚至超越人类专家的水平。在眼底影像和病理图像任务中，AFLoc同样展现出稳定的病灶定位能力，定位精度优于当前主流模型。除病灶定位外，AFLoc还展现出强大的疾病诊断能力。在胸部X光、眼底和组织病理图像的零样本分类任务中，其整体表现均优于现有方法。尤其在眼底视网膜病变诊断中，AFLoc的零样本分类性能甚至超越了部分依赖人工标注数据微调的模型。 “这一模型有效规避了传统深度学习方法对大规模人工标注数据的依赖，显著提升了医学影像数据的利用效率与模型的泛化能力，为临床影像AI从‘依赖手工标注’迈向‘自监督学习’提供了可行路径，也为构建更智能、更具通用性的医学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新的技术范式。”王珊珊表示。据悉，研究团队未来还将进一步推动AFLoc在多中心真实临床场景中的验证与应用，加速其向临床辅助诊断系统的转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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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家超声波脑机接口公司在四川成都成立 来源：科技日报科技日报记者 刘侠近日，我国首家专注于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的创新企业——格式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式塔科技）在位于四川成都的天府国际生物城成立，该公司运用超声波及相控阵技术，开辟了脑机接口领域的全新技术路径。当前，脑机接口技术路径主要分为侵入式、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三种。区别于传统电学侵入式技术，非侵入式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优势明显。“传统侵入式技术需要在颅骨上开孔植入电极，而超声波脑机接口通过经颅聚焦超声及相控阵技术，可在颅内特定位置形成聚焦焦点，无需开颅即可对大脑功能进行调控。”格式塔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彭雷表示。 同时，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还可通过超快超声成像，实现高时空分辨率全脑信号监测。“临床多数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病症，如慢性疼痛、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病理机制涉及全脑多区域神经环路的协同异常，超声波脑机接口是目前最有可能具备全脑读写能力的技术方向。”彭雷补充。谈到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场景，彭雷表示，公司计划分多个代系推进产品形态：第一代是台架式设备，第二代是可穿戴式设备，最终将迭代至半植入式设备。“我们的首款产品聚焦于慢性疼痛管理，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预计今年底启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流程。”他说。根据目前临床的数据，超声波脑机接口的技术潜力已经展现出来。在慢性疼痛管理治疗中，通过超声调节前扣带皮层，患者疼痛强度显著降低，效果可持续一周；在抑郁症干预中，作用于双侧SCC（胼胝体下扣带回）区域后，患者的情绪和抑郁评分24小时内即有改善。目前，格式塔科技已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建立合作框架，深化“产学研医”协同创新。这种合作模式将加速技术临床转化，让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更快服务患者去年5月，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四川省脑机接口及人机交互产业攻坚突破行动计划（2025—2030年）》，自此四川成为全国第三个出台省级脑机接口专项政策的省份。该计划明确，四川要采取“抓重大创新、抓重点产品、抓重要应用”方式，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脑机接口及人机交互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随着格式塔科技的落地，一个更完整的脑机接口生态圈将在成都加速形成。彭雷表示，公司落地成都，正是看中了成都“产学研医”四位一体的生态完整性，尤其是医疗与临床资源，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为代表，该院科研与临床能力均位列全国前茅，这为脑机接口这类高度依赖临床验证的医疗器械创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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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型可提前4小时预报强对流天气 来源：科技日报科技日报记者 付丽丽6日，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王劲松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香港科技大学、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等单位科研人员，成功研发出基于风云气象卫星数据的深度扩散模型，可将强对流天气临近预报有效时长延长至4小时。这标志着我国在基于自主卫星数据的智能天气预报技术方面取得关键突破，将为防灾减灾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演变迅速、破坏力大等特点，其临近预报的核心难点在于捕捉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快速非线性演变过程，目前仍是国际气象领域的共同挑战。据介绍，强对流多发生于对流云系或单体对流云块中。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具备高时空分辨率红外探测能力，可提供连续、大范围的云顶亮温观测，实现对云团生命全过程的完整追踪，并通过对云顶物理信号的捕捉，提早识别对流初生迹象，为预报赢得提前量。研究团队利用风云四号系列卫星大范围、无缝隙的监测优势，获取长时效数据，并从中提取和预测对流云团的复杂随机运动。为进一步提升预报精度，团队引入在图像生成领域表现卓越的扩散模型，提出面向卫星数据的深度扩散模型（DDMS）。该模型将对流云演变中呈现的随机运动趋势建模为一种物理扩散过程，利用风云四号A星过去2小时的红外亮温序列，预判未来4小时对流云的时空演变。在此基础上，结合深度语义分割模型，对预测得到的卫星序列开展对流云的自动识别与空间定位，从而精准刻画对流云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基于风云四号卫星数据，DDMS实现了对我国及周边区域约2000万平方千米区域、未来4小时内每15分钟一次的高分辨率对流预报。该模型在不同空间尺度（4000米至48000米）和不同季节均表现出稳定的预报能力，不仅在短时预报中表现优异，在2至4小时的较长时效预报中仍保持较高可信度。未来，团队将进一步优化模型计算效率，并探索将气象物理规律更深层次嵌入AI模型，提升其可解释性与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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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火箭腾飞处 产业新兴城 来源：新华网 人们在海南文昌观看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执行火箭发射任务（2025年12月12日摄）。 海南省文昌市地处海南岛东北部，三面临海。凭借纬度低、落区安全、海运便利等优势，文昌正成为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的重要高地。这里坐落着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座绿色生态环保的现代化新型航天发射场——文昌航天发射场和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文昌航天发射场自2016年执行首次航天发射任务以来，年发射量稳步提升，已经形成高稳定、常态化的中大型低温液体火箭高密度发射能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30日首次发射以来，该发射场已完成十次发射，以“十战十捷”的成绩，累计将9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近年来，文昌坚持“以场带产”的发展思路。在发射场的带动下，火箭、卫星、数据产业链和“航天+”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壮大，航天产业集群加速集聚。 常态化、高频率的火箭发射，也带动了航天旅游产业。大批游客来到文昌一睹火箭发射的盛景，在航天科普中心探索航天奥秘，在海景民宿感受椰风海韵。曾经以捕鱼为业的村落，崛起了一批特色民宿、餐厅和咖啡店。 从火箭腾飞的高光时刻，到产业集聚的蓬勃态势，再到文旅融合的人间烟火，文昌的航天产业正成形起势，未来可期。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2025年12月26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1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刘建秋 摄） 人们在海南文昌观看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执行火箭发射任务（2025年12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海南文昌拍摄的星际荣耀运载火箭总装总测复用工厂（无人机照片，2025年12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位于海南文昌的星际荣耀运载火箭总装总测复用工厂拍摄的双曲线三号运载火箭模拟箭（2025年12月30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海南文昌拍摄的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无人机照片，2024年7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海南文昌拍摄的航天产业集群（无人机照片，2025年12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海南文昌拍摄的建设中的航天产业集群，远处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无人机照片，2025年12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2026年1月2日在海南文昌拍摄的建设中的航天科创基地项目（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海南文昌拍摄的建设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远处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期）和文昌航天发射场（无人机照片，2025年12月27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工人在位于海南文昌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施工（2025年12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海南文昌拍摄的椰风海韵景色，远处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和文昌航天发射场（2025年12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游客在位于海南文昌的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参观（2025年12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海边村拍摄的海景民宿和咖啡店（无人机照片，2025年12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位于海南文昌龙楼镇海边村的云卷云舒民宿，老板祝影在前台打理生意（2025年12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海边村拍摄的云卷云舒民宿（无人机照片，2025年12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游客在位于海南文昌龙楼镇海边村的云卷云舒民宿游玩、打卡（2025年12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海边村拍摄的民宿（2025年12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航天发烧友金昱昌在海南文昌展示他为拍摄火箭发射而购置的电影摄影机（2021年9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航天发烧友杨昊在海南文昌展示他购买的航天纪念邮品（2021年9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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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怎样选定？训练难度多大？参训航天员和教员解读我国首次洞穴训练 我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日前在重庆武隆的一处天然洞穴圆满完成。洞穴是怎样选定的？训练设置了哪些科目？训练难度有多大？训练是否达到预期……1月5日，新华社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参加训练的部分航天员和组织训练的航天员教员。“天选之洞”——全国十几处洞穴中筛选洞穴环境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比如隔离、幽闭、黑暗等特征。复杂的洞穴训练，可为航天员执行空间站更长时间在轨飞行任务和载人登月等提供强有力支持。为此，从2016年开始，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考察团队跋山涉水，先后奔赴广西、贵州、湖南、安徽、重庆等7个省区市，对十几个洞穴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考察。“洞穴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首先要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能够让航天员训练时有心理压力，感知到风险的存在。其次是安全性，洞穴的地质结构要相对稳定，洞内空气不能危害航天员的身体健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说，此外，洞里要有水源地、洞外交通相对便捷、周边要有医院等也必须要考虑在内。根据训练设计，航天员要在洞内工作生活6天5夜，需要数百公斤的物资和设备。如何将物资和设备转运进洞，并将样本、样品以及生活垃圾转运出洞，这是考察团队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赵阳说：“实际勘察过程中，有的洞口在山顶上，物资转运困难；有的洞离居民点较远，无法保障用电。”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反复评估和综合考量，重庆市武隆区的一处天然洞穴最终入选，成为我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的理想训练场地。“主洞道便于工作或居住，还有复杂众多的支洞用于探索训练。”吴斌介绍，特别是一处洞口附近有个天坑，可通过无人机吊运物资，提高了组训效率，减少了人力消耗和安全风险，可谓“天选之洞”。黑暗中的挑战——洞穴训练核心任务清单“黑，把手放在眼前都看不到的漆黑。”这是航天员汤洪波从洞穴里走出来后，对新华社记者说的第一个感受。两次飞天的汤洪波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也是第二组进洞开展训练的指令长。那天，他带领其他6名航天员探索一个支洞的时候，必须经过一处仅能容下一个人通过的狭小洞道。洞道大约有30米长，人只能侧着头爬过去，背包也是拖着过去的。“头灯都关掉后，我还刻意把手伸到眼前，想看一看能不能看到手指。”汤洪波回忆，“真的是漆黑一片，完全看不见。在那种情况下，内心很有压力。”在近一个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4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模拟天地沟通、团队心理行为训练等10余项科目。今年5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专门组织了一比一的教员预训练。作为航天员的心理教员，江源以模拟航天员的身份参加了预训练。洞穴是极端密闭隔离的典型场景，它的核心心理挑战是感知剥夺、风险不确定性、社交受限隔离。她说：“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洞穴里的黑暗，沉沉地压在身上，喘不过气。同时，一直处在黑暗的洞内，时间知觉、记忆逐渐变得不清晰，反应逐渐变慢。”此后，江源和同事在训练中通过心理状态跟踪测评、团体心理支持等技术方法，不仅帮助航天员顺利适应洞穴环境，更积累了大量极端环境下人体心理变化的数据。“这些数据将为未来空间站长期任务、载人登月任务中的航天员心理保障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江源说。多年前，洞穴训练就是国际空间站航天员的训练项目之一。2016年，航天员叶光富曾参加欧洲空间局组织的洞穴训练。这一次，已经两度飞天的他是训练指挥之一，和江源一样参加了预训练，成为唯一一个参加过中外洞穴训练的中国航天员。“与欧洲洞穴训练相比，我们的洞穴训练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比如，洞内保障团队减少对参训航天员工作的干预，更多发挥他们的自主性，进一步激发团队与个人在洞内的任务潜能。”叶光富说。结果达到预期——航天员和保障团队能力得到全面淬炼“每个人都收获满满。”走出洞口的时候，我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刘洋脸颊上沾着的泥土、汗水流下的痕迹，都成为这次洞穴训练最真实的见证。刘洋是第三组的指令长。她说：“对没飞过天的航天员来说，他们的收获更多，在物资管理、值班意识、团队意识、服务意识、利他意识等方面得到了全面锻炼。”“经过6天5夜的洞穴训练，身体上很疲惫，但是心里很充实。”我国首个飞天的“90后”男航天员宋令东坦言，“训练全程挑战风险无处不在，让我得到很大锻炼。”入洞的第三天，宋令东和队友们终于来到了探索支洞的终点，一处由石灰粉和石膏钟乳石构成的狭窄洞层。“探洞也好，探索太空也好，都是在探索希望和未知。”他说，看到这个美丽如画的地方，那一刻真正感受到探洞的意义，感受到了人类飞天的价值所在。据介绍，我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的目的，就是提升航天员的危险应对能力、自主工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应急决策能力、科学考察能力、身体耐受能力和极端环境心理韧性，为未来执行空间站更长时间飞行以及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训练达到了预期目的。”吴斌说，“对于航天员而言，他们应对复杂困难环境的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不同年龄段、不同类别的队员之间得到了很好融合；对于教员而言，积累了组织实施这类大型外场训练的经验。”来源：李国利、刘艺、占康/新华社
